6 好莱坞（第9/11页）

毫无疑问，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会感到更为孤立。我和这儿所有的人一样，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含混不清的法律法规，无法避免的违法行为；但我在这个体制内的风险更少。无论我对广场上的抗议者多么同情，我都只能是隔着一层东西去观察他；因为我决不可能陷入和他一样的境地。不会有警察把我打死，或送我到劳改所里。当局能对我做出的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把我驱逐出境。有时候这会让我感到困扰，因为我的中国生活就像是我所观察事物的拙劣模仿而已。不过，在各种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极少能找到可以深思的时间；通常我只是必须把稿子写出来。这是我和许多公民的一点联系——我们都是冷漠的实用主义者。

那一年春天，在发了一年多的投稿信以后，我终于接到了《国家地理杂志》委派给我的一个任务。他们叫我去采访一些中国的考古遗址，不过我要取得官方的支持，要拿到短期的记者签证。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一个违法居住在北京的人去他们的考古遗址。

幸运的是，我拿到了我的第二本美国护照。这回我坐飞机去了香港，换了护照，申请了记者签证。然后我用新的签证过关到了深圳，然后到那些考古遗址去。当我把采访都做好了以后，我马上回了香港，然后再拿着我旧的商务签证，再一次过关回到深圳。

我知道，任何一个中国相关部门要是注意到我的行程，都会觉得十分可疑。如果他们更为密切地关注我的行动，还会发现其他的疑点：我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也没有办理住宿登记。我在北朝鲜边境遭遇抢劫，去过当地派出所备案。4年以前，我作为和平队的一员，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而和平队是一个在冷战最厉害的阶段建立的组织。

我认为当局知道所有的事情；不过，这并不等同于他们同时知道了所有的事。这只是我的猜测，我总觉得当局更擅长获取信息，而非分析信息。每次我想象他们的档案，我脑海里都会出现一望无际际的资料柜——其规模绝非华尔街日报记者站里面的档案柜能相比；所有档案都按照某种系统排练，这系统比字母表顺序复杂古怪得多。我的记者签证可能记录在一处；我的商务签证则在另一处；我那假的住宿登记又被存放在不同的地方。

不过如果我不小心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这些东西就可能被一股脑儿地搜寻起来。我的内心深处总是存有这样的恐惧，特别是我现在已经做了更多的采访工作。5月份，我把我的第一篇稿子卖给了《纽约客》，这本杂志随后就刊登了我在丹东遭遇抢劫的故事。我提议写一个关于深圳的专题，杂志编辑同意了。最后我辞掉了剪报员的工作。那一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是我又一份300美元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发誓我受够了那些小册子和宣传用语了。我决心做全职的记者工作，并且要获得合法的工作身份。

报社比杂志社更容易获得记者证，这是我接受《波士顿环球报》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需要一个在北京的特约记者。这份工作没有薪水，甚至连津贴也没有；不过报社会担保我申请记者证，但我要把所有必须的材料准备好。中国外交部需要的文件数不尽数：简历、自传、杂志营业执照、介绍信，还有专业资格证明：

“兹证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格的记者，能胜任外国记者的工作……”

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伊恩给我看了以前《华尔街日报》用过的旧的申请材料，我再写一个自己的版本，把材料寄到波士顿去，让那儿的编辑签名。写这些东西语言很重要，全部都要用正式用语。写上细节也很关键；我需要捏造出一条符合官方要求的生活轨迹——即使这完全是无中生有，以后一旦惹上麻烦时，则可出具书面形式的证明。我声称过去我居住在香港和美国。在北京，我用华尔街日报记者站的地址，建立了一个虚构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站；伊恩在我的那些申请表格上签了名，盖了正式的印章。在警察局，我做了住宿登记，宣称自己是住在外交公寓里的；而我从未打算在那个外交公寓住上一晚。

在我的自传材料里，我创造了一个记者形象，他具有无比优秀的条件，并且天真得让人吃惊。他有两间大学的学历证明，曾经从事与教育、写作相关的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他曾进行过对中国的考察研究，却对政治、宗教和人权问题没有一点儿兴趣。他对新疆和西藏一点儿也不感冒。他喜欢商业类的报道。他聪明至极，但还聪明到被改革开放冲昏了头脑、以为百无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