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四合院（第6/7页）

不过，当我看到这种历经几个世纪而幸存下来的古建筑，例如赵老先生的四合院，我发现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建筑的某些材料常常是被替换过的。赵老先生的家，像紫禁城和传统的中国寺庙一样，是用木头、砖块和瓦片建造的。在中国，很少建筑是用石头做的。明长城的一部分表面铺的是石头，然而长城是用于防御外敌的建筑，并非一座纪念碑或什么公共建筑。中国的建筑在开始设计得时候，就没有考虑持久的因素；建造者们并未想到要让它抵挡几百年的风吹雨打。

很多关心建筑保护的人们，都与西方有某种关联。赵老先生会说及“文化保护”这样的词语，他还帮我联系上了另一个北京的活动分子，那是个血统半中半法的女人，她正致力于保护胡同的工作。但这座古城里的一般市民似乎对这类问题不太感兴趣，甚至他们被迫迁居时表现也是如此。通常，他们被迫搬离时，感到气愤的问题是某些当地官员的贪污，同时他们也抱怨赔偿金额不公平。但这种问题看起来更倾向于私人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对胡同有任何更深层次的感情依恋。

过去，中国人对建筑学几乎是漠不关心。宋朝的时候（960—1279），有人试图为传统建筑做辨别和分类的工作，但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对建筑的系统性研究了。直到1920年，建筑学仍然是一片空白，直到两个年轻人的出现。叫梁思成的男人和一个叫林徽因的女人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1928年，当他们双双获得了建筑方面的学位以后，他们结了婚，并回到了中国。

随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这对年轻夫妇为本土的中国建筑学创立了一套系统分类的方法。他们在中国北方奔走，研究那些古老的建筑，呕心沥血地划出一幅幅古建筑的草图。离北京城不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了独乐寺，这座寺庙建于984年。在山西，他们标出了佛光寺的位置，这座寺庙建于857年，目前它仍然是中国木做的寺庙中最古老的一座。后来，共产党人掌了权，梁思成发起了保护北京旧城墙的运动，但他没有成功。

1940年，梁思成描述了他和妻子做研究的困难：“关于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建筑，我们并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资料。我们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就像是‘盲人骑瞎马’。”

这对夫妇常常从农民口中获得信息：

我的经验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筑都不敢兴趣。每当我告诉他们想看看古迹时，他们就会把我带到一些以前刻的石碑前面。人们感兴趣的是书法……让他们肃然起敬的是书写的文字，而非工匠的手艺。

读过梁思成的这段评论以后，我想起了我以前在涪陵教书时的学生。虽然我教的学生是英语系的，但学校规定他们仍然要花不少时间去练习中国传统书法；每次我走进教室，常常看到的景象是几十个学生拿着毛笔，反复地写着同一个中文字。他们能马上告诉我，谁是班上写毛笔字最好的，谁第二，第三、第四。当他们看到我的英文书写这么差劲时，他们都惊呆了。他们无法相信，拥有我这种学术背景的人，在两间大学取得了文学学位的人，字还写得如此不像样。

在涪陵，我的学生们在书写的文字里找到了某种美感，对于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来说，这种美感是很难察觉的。在北京，我感觉到我看到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某些东西，而绝大多数的当地人都没有察觉。像所有的西方人一样，从幼年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过去蕴藏在一些古老的建筑中，像金字塔、宫殿、大剧场、大教堂等等。爱奥尼亚柱式、多利斯式、哥特式、巴洛克……我现在还能回忆起这些中学课堂上的词语。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古代了；然而中国人似乎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他们的过去。

2000年10月20日

老人家看起来很暴躁。他穿戴整齐，里面一件灰色高领毛衣，外面套一件蓝色外套。他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不过他总是不耐烦地到处看，也拒绝我想要聊天的尝试。他早上赢了一场网球联赛，不过他不肯告诉我比分。“如果我打球打了80年，就没什么好玩的了。”他摆摆手说：“他们那些人都太老了。”

所有法律渠道的尝试都已经失败了。最后的一线希望是，这个案件引起了某位高层官员的兴趣，不过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赵老先生告诉我说，有些朋友帮他安排了一间住房，一旦当局有人来拆房，他还有地方可以去。在他们家四合院的周围，其他的房子都拆光了，只留下一地砖块和尘土；今天早些时候，最后一位邻居离开了。这对老夫妇是胡同里最后坚守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