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四合院（第7/7页）

他带我看了看房子，告诉我哪些部分是他希望能够保存下来的。主房的门属于古物，赵老先生要把它捐赠给现代文学博物馆，一同拿去捐赠的还有一块装饰用的砖头，上面刻了图案，人们管这种砖叫“象眼”。我们走到了院子里，老人家领着我穿过已经黑下来的院子。下午的时光是越来越短了，天气清凉。他指着院子的一个角落告诉我，几十年前，从那儿挖出了一个防空洞。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他说。“那时候毛说每个人都必须有防空洞。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他仍然坚持不走，他要一直等到那些人来强迫他离开。“法庭的人会来，警察会来，救护车也会来。”他冷冷地说。“这可真刺激。”

一个中国国内的报社记者来了，我们三人回到了客厅。那个记者很年轻，面对着老人家和外国人，她看起来有些害怕。或者她正在为自己的状况苦恼：她是来记录一个无法报道的故事。她结结巴巴地问出了第一个问题：“您，您把自己的东西搬走了吗？”

“你说呢？”老人反问道。“我的东西全在这儿，你没看见吗？”

那个女人看看墙壁：毛笔字、奖状、亚伯拉罕。林肯、少年耶稣。她勉强地笑了一笑，试着问第二个问题：“您不高兴是吗？”

“我们当然很不高兴！你遇到这种事难道能高兴起来吗？他们为此事威胁了我们两年半，现在我们俩都80多岁人了！”

我委婉地说声“抱歉”，离开了四合院。他们家的保姆在我身后关上了门。我往北走去，跨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界限——界限的那一边，就是建筑受保护的地区。在菊儿胡同的家里，一切都很安静。

2000年10月23日

下午3点半，我的手机响了。

“他们周二下午来拆房子。”老人家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告诉我，他们会搬到朋友的家里暂住。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感情。他用中文和我交谈，然后又转回了英文。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我打电话来没有别的事。”

没等我回答，他就挂了电话。

2000年10月26日

我醒来的那一刻意识到，这将是漫长而令人沮丧的一天。今天刚好是法轮功的周年纪念。下午一点，信众们计划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抗议。但在早晨，离开菊儿胡同去天安门之前，我先往南面去了一趟。我听着刚刚苏醒的胡同里传出了各种声响。小贩们来了，叫卖着：啤酒，醋，酱油。大米，大米，大米。槐树上传出了鸟叫声，在秋天的气息中，鸟儿们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

那个四合院就在宽街路口的正南面，在路的东边。一张迁出通知贴在四合院的前门上。不远处，在一栋建筑老旧的灰色外墙上，有人贴了张“北京经济犯罪案展览会”的广告；也许这是一个对“拆哪”的故意讽刺吧。

赵老先生和他的夫人昨天搬走了。他们是安静地离开的：没有警察，也没有救护车。不过，虽然他们的身影没有出现在四合院内，今天的拆除行动也成了一桩令人关注的事件。几十个中外记者，早上8点前就聚集到这儿来了。8点20分整，15个法庭的工作人员到场。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服装：白衬衣，黑色西服，黑色领带；胸前戴着红色的徽章。他们四处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人还留在四合院里。

8点30分，一辆接一辆的白色警车到场。50多个警察在其他便衣的帮助下，包围了四合院。他们把人行道清空了，竖起了黄色的警用路障。他们威胁路过的行人，还斥骂记者。好些摄影师的胶卷被没收了；一些外国电视台的记者被拘留。在一场混战中，一个中国记者受了些轻伤。

工人们是最后出现的。他们是从四川来的民工，其中一个告诉我说，他的工资一天不到2.5美元。每个工人都拿着一个镐子。这些四川人先从屋顶开始拆：瓦片一块块被凿下来，溅起一地尘土。随后是墙：塑料，灰泥，砖块。尘土，尘土，尘土。拆，拆，拆。一辆推土机摇摇晃晃地从南面的门驶了进来。随后是一辆泥头车。这是秋天里一个美丽的日子，天空高远而蔚蓝，举目望不见一片云彩。到了傍晚的时候，四合院成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