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02/141页）

此后的几个星期，我仿佛生活在一场梦中，我一如既往，无论做什么都完美到位，但我已经不再沉溺于自我了，相反开始喜欢从旁观的立场审视自己，“考量自己”，怜悯自己，用最严厉的语言批评自己，嘲笑自己荒谬的循规蹈矩、做派和空洞的言辞，我知道这些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实际的意义。

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从前的那些雄心壮志何其徒劳，那些雄心壮志曾经推着法律的金色迷宫以及我所建立的一切，沿着文学的悬崖边缘旋舞。“有时，眼泪拥有语言的重量。”我觉得阿图罗·贝拉诺在见到我的刹那间就看出了：我是一个可怕的诗人。

至少爱情方面还很正常，我是说还能提起兴致，但差不多已经品尝不到性的滋味了：我不想看着自己做爱，我不想看着自己在当时结识的哪个女人无助的肉体上操动（可怜无辜的人啊！）。我很快就摆脱了她。我慢慢开始更喜欢在酒吧或者通宵夜总会里捡来、让我心旌摇荡的陌生人和女孩，最初至少想借此无耻地炫耀我那个年迈巨人的权力。有时，对不起这样说，心想如果这样的人是我女儿多好啊。我不止一次在虚拟的情景中让这一愿望变成现实，我为此痛苦至极，有时真想跑出去号叫、跳跃，尽管出于对邻居的尊重，我从来没有这样干过。无论如何，“爱不喜无用之物”，我跟许多女人睡过觉，让她们开心（我曾经把这种礼物献给年轻的诗人们，现在开始送给那些轻浮放荡的女孩了），而她们的开心又会延缓我不开心的到来，每当要睡觉和做梦，或者梦见自己在做梦，梦见从加利西亚的某个地方的某个洞穴的肚子里传出的哭喊声，我就开始不开心了，而梦中的加利西亚本身就像一头野兽的肚子，这头野兽在燃烧的天空下痛苦地张着一个巨大的绿嘴，而天空是遍地焦土的世界的天空，世界是被永远不会或者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烧焦了的世界，有时还会梦到那匹狼在加利西亚被杀了，有时它的殉难背景又在巴斯克的乡下，在阿斯图里亚斯、阿拉贡、甚至安达鲁西亚！我记得，梦中我来到巴塞罗那避难，那是一个文明的城市，可是即便在巴塞罗那，那匹狼仍然哀号不已，疯狂折腾，天空已被撕裂，一切都难以恢复正常。

谁在折磨着我？

我不休地问自己。

当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或者陌生的扶椅里时，谁让那匹狼日夜号叫？

“我们遭遇到的不可预料之事总是多于希望之事。”我自言自语地说。

我想是那个巨人。

有一度，我尝试就寝时不必睡着。只闭上一只眼睛。偷偷地溜进梦眠的后街。可是任凭如何努力，我还是被带到那个洞穴的唇边，“没有人想要自甘堕落”，然后站在那儿听着：在焦躁不安的睡眠中发出的鼾声，顺着微风从街上飘进来的遥远的噪声，来自过去的沉闷的响声，那些吓坏了的营员们毫无意义的说辞，那些围着洞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的人们的脚步声，那些宣告营地来了援救力量的声音，一个母亲的哭泣声（有时它竟变成我母亲的哭声），我女儿含混不清的言语，那个门卫下去搜寻男孩时像断头台的刀刃般落下的岩石的声音。

一天，我决定去寻找贝拉诺。我是为了自己才去找他的，为了自己的健康。1980年代，他的祖国大陆经历的灾难性的十年，仿佛不留一丝痕迹地把他吞没了。那个正确时代或者民族的诗人们，那些也许知道自己生活在哪里或者该干什么的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到我杂志的办公室来，但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名字已经淹没无闻。“时间可以淹没一切。”那时已经我宽恕了他和我女儿的事，我在安普尔丹打听一个地址，别人责备地看了我一眼。那是一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住过的房子。在某个绝望到极点的夜晚，我甚至给卡斯特罗维德营地打了电话。这家营地已经关闭。

过了些时日，我想我已经学会跟那个疯狂巨人以及夜复一夜从洞穴里传来的嚎叫声和平相处。在我的社交生活中（我参与了些许，得感谢那些放荡女孩），在杂志的发展过程中，在因为我是一个加利西亚移民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总是给予我某种官方荣誉时，我力求平心静气，如果不是平心静气，那就是心不在焉。“你不喜欢的国家，你便不会把自己交给他。”在跟诗人们打交道并且得到同行认可的过程中，我力求平心静气。可我最终没有找到这种境界。相反，我找到的是孤独和敌意。我找到的是那些脆弱焦躁的女人，她们想得到天鹅绒手套般的待遇（而且都已经五十开外了！），我找到的是来自卡斯特罗维德营地的职员，他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盯着我，面对那桩无法挽救的事件时恐惧万分的加利西亚人，他们只会让我更想哭，我找到的是加入这场冲突的新杂志，它们的存在让我的杂志处于永久的危险之中。我在寻找心灵的宁静，可是却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