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07/141页）

这时诺尔曼看着我，我敢说他脸上的表情就跟十五六岁时一样，我们在高中认识时的那副表情，那时他还很瘦削，长着鸟儿般的脸蛋，留着长头发，眼睛非常亮，那微笑能让你顷刻间就喜欢上他，那是一种今天还在明天就会没有的微笑。就在这时那辆卡车莽撞地向我们冲来，诺尔曼突然转变方向试图躲过它，这时我们就飞起来了。诺尔曼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玻璃飞起来了。最后我们在该完蛋的地方全完蛋了。

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普埃布拉的医院了，父母或者他们的影子在病房对面的墙上移动着。后来克劳迪娅来了，吻了吻我的额头，在床边陪着坐了几个小时，或许别人这样告诉我她坐了几个小时。几天后他们告诉我诺尔曼死了。又过了一个半月我出院了，跟父母住一起。常有我不认识的亲戚和已经忘记的朋友来看望。我不觉得烦扰，但还是决定搬出去自己一个人住。我在安苏雷斯区租了幢小房子，带卫生间和厨房，还有一个大屋，我渐渐开始绕墨西哥城长途散步。我一瘸一拐，有时还迷路，但步行对我有好处。一天早上，我开始找工作了。本来没这个必要，父母说他们可以养着我，直到我的身体更结实。我回大学找到诺尔曼的两个朋友谈了谈。他们见到我后好像挺惊讶，说诺尔曼是他们认识的最出色的人之一。这两个人都是哲学教授，库奥特莫克·卡德拉斯的支持者。我问他们诺尔曼怎么看卡德拉斯。支持他，他们说，尽管是以自己的方式，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但还是支持他的。说实话，当时我觉得自己寻找的并不是诺尔曼的政治脉络而是别的什么，究竟是别的什么连我自己都理不清楚。我还跟克劳迪娅吃了几次晚饭。我想谈谈诺尔曼，想告诉她我和诺尔曼从安格尔港回来的路上说了些什么，但克劳迪娅说，谈这些东西让她很伤心。不过，她接着说，你住院的时候，不断地复述着和诺尔曼的最后的谈话。我都说什么了？无非是神志不清的人都会讲的那种话，克劳迪娅说，有时你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现场情景，有时又迅速转变话题，让人不知所云。

任凭我如何努力，还是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一天晚上，我正睡觉时，诺尔曼出现在我眼前，让我不要紧张，还说他很好。后来，但我拿不准是在梦里还是在尖叫中醒来后，我觉得诺尔曼好像上了墨西哥的天堂，而不是犹太人的天堂，更不是哲学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天堂。可那该死的墨西哥天堂究竟是什么呢？幸福的伪装？背后到底有何深意呢？不过是虚妄的姿态？背后到底隐藏着（出于生存的原因）什么呢？不久，我开始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了。一天晚上喝醉后，我想给在巴塞罗那的阿图罗·贝拉诺打个电话。我试打的那个号码的电话里有人告诉我这里没有住着这个名字的人。我跟阿图罗的朋友穆勒说起这事，他说阿图罗在意大利了。他在意大利干吗？我问。不知道，穆勒说，工作吧，我想。打完这个电话后我开始在墨西哥城找乌里塞斯·利马。我知道我得找到他，问他诺尔曼在最后的谈话中到底想说什么。可是在墨西哥城找人说起来简单，真找起来可不容易。

我来回奔波了好几个月，又是乘地铁，又是挤公交，又是给我不认识也不想认识的人打电话。我被抢劫了三次。起先，没有人听说过也不想听有关乌里塞斯的任何事儿。我聊过的人中有的说他已经沦为酒鬼和吸毒者了。他已经沦为连最亲密的朋友都感到震惊的恶棍。有的人说，他已经结婚了，整天待在家里。有的说他妻子是日本裔或者一个中国家庭的惟一继承人，在墨西哥城拥有众多连锁咖啡店。这些信息全都模糊不清，令人沮丧。

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有人介绍我认识曾跟乌里塞斯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女人。不是那个中国女人，而是更早的一个。

她很瘦，眼睛十分犀利。我们站在一个角落聊了会儿，她的朋友们都在吸可卡因，她说她有个儿子，但是跟另一个男人生的。乌里塞斯一直待他如父。

待你的儿子像父亲一样？大概是吧，她说。对我的儿子像父亲一样，对我也像父亲一样。我仔细看着她。我怀疑她是在跟我开玩笑。除了她的眼睛，她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无助感。

后来她开始聊起毒品，也许她觉得这是惟一有讨论价值的话题，我问她乌里塞斯是不是吸毒上瘾。刚开始没有，她说，只是贩些毒品，但跟我在一起后就开始吸了。我问她乌里塞斯写不写东西。她没有理我，也许不想回答。我又问她是否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乌里塞斯，她说不清楚。他大概已经死了吧，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