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09/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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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娜·普伊赫，约塞普·塔拉德尔拉斯大街，卡莱尔拉海滨，加泰罗尼亚，1994年6月。

他给我打来电话。我已经好久没跟他说过话了。他说你可以去什么什么海滩，在什么什么日子，在什么什么时间。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我问。你必须要去那儿，你必须得去，他说。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喝醉了？我说。拜托，我真希望你能去那儿，他说，又重复了一遍那个海滩的名字、日期和时间。你就不能上我家里来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这儿谈谈。我不想谈，他说，我再也不想谈了，一切都结束了，再谈已经没有丝毫意义，他说。我很想把电话挂了，但还是没挂。我刚吃过晚饭，正在看电视上放的一部电影，是法国片，记不清片名了，忘了导演或者演员是谁，只记得是讲一个歌手的故事，一个有点歇斯底里的女孩，我想，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倒霉的家伙。我像往常那样调低音量，跟他说话时目光依然盯着电视：房间、窗户、电影里出现的人脸，这些事物的出现完全没有道理。桌子已经清理干净，沙发上放了本书，那是晚上等我厌倦了电影上床后打算开始读的一本小说。你要过来吗？他问。为什么过来啊？我说，其实我心里在想着别的事儿，想着那个歌手何其顽固，想着她的眼泪，抑制不住涌出的眼泪、愤恨的眼泪，尽管我不知道这是否讲得通。因为一个人心怀愤恨是很难哭出来的，很难厌恶让你哭泣的那个人的。这样你就可以见到我啊，他说。最后时刻，最后一次，他还继续坚持着。你在听吗？我问。有那么片刻我以为他挂了电话。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相信他使的是公用电话，完全能想像得出，是用他住的镇子的帕塞奥·马利蒂默街上的一部电话打的，从我这里去那儿坐火车只需二十分钟，坐小车只需十五分钟，不知怎么那天晚上我想起距离问题来了，但他应该没有挂掉，因为我能听到小车的声音，除非我没有把家里全部窗户都关严，听到的是自己住的那条街上的噪声。你在吗？我说。在听着，他说，你过来吗？这简直太痛苦了！如果我们不想谈什么，你要我过去干吗啊？如果我们彼此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让我过去干吗啊？我还真不知道，他说，我可能疯了吧。我也想到这个了只是没说出口。你看到儿子了吗？看到了，他说。他怎么样啊？挺好，他说，长得很英俊，一天比一天大了。你的前妻呢？也很好，他说。你为什么不搬回去一起住呢？别问这样白痴的问题，他说。我的意思是就算当做朋友嘛，她也可以稍微照顾点你。这话好像逗得他感觉挺好玩，我听到他笑出声了，他说妻子（没有说前妻，而是说妻子）现在过得不错，他不想坏了人家的事儿。你还挺体贴人的，我说。她这个人伤透了我的心，他说。太多愁善感了！太敏感了！当然这个故事我已了然于心。

第三天晚上他就给我讲了这个故事，他求我直接往他动脉里打一针安乃近，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往动脉里打一针”，不是静脉注射，这本质上是一回事，但有所不同，当然，我给他打了，立刻就打，打完后就睡觉，但我们还是有很多时间可以聊天，说话的时间一晚比一晚长，就这样他把整个故事都告诉了我。当时我觉得那故事挺伤感的，并不是因为故事本身，而是他讲故事的那种方式。我忘记他在医院住了多久，也许十天或者十二天，没错，我记得我们之间什么也没发生，有时我们会痴情地盯着对方，超越了一般病人和护士应有的规矩，但也顶多如此。我那时刚好跟一个实习医师结束了某种关系（其实我觉得那连约会都谈不上），可以说情绪正对头，然而还是什么也没发生。那是他出院十五天后，有一次该我值班，我走进一个房间，发现他又在那里了。我想我可经了世面！我悄无声息地向床铺走去，居高临下仔细看了看。没错，是他。我查了下病历：他得的是胰腺炎，但医护人员却没有给他插胃管。我又回到那个房间（旁边床上那人肝硬化快不行了，需要持续护理）时，他睁开眼睛打了声招呼。你好，苏珊娜，他说。他伸出手。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没握他的手，而是俯身在他脸颊上吻了吻。第二天早晨，另外那个人死了，我又回去了，这时他已经一个人用那间病房。那天晚上我们做爱了。他仍然有点虚弱，还在输液，而且胰腺还疼着，我们还是做了，可是，后来，我开始觉得我太粗心大意了，几乎是犯罪的大意。说实话，我在医院从来没感到如此开心过，至少自从我干这份工作以来，而且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开心，什么也无法跟我们做爱时的那种开心相比。当然，我早知道他结婚了，而且有个儿子（他第一次住院时就亲口告诉过我了），尽管我从未听说他妻子来医院探访过，但是另外那个故事他大体上已经告诉过我了，那个“伤透了他的心”的故事，那个乏味俗气的故事，可他已经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