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49/141页）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趁克劳迪娅睡着的时候跟她做起爱来，当我终于进入完全的情欲状态，这可不容易，我呻吟了，叫喊了。

接下来钱又成了问题。克劳迪娅、丹尼尔和我都在上学，我们每月从父母那里拿助学津贴。丹尼尔的钱只够勉强过活。克劳迪娅宽裕些。我的状况介于二者之间。如果我们把钱集中起来用，可以付公寓租金、选课费和饭钱，还够看电影或者看戏，或者去萨蒙霍夫街上的塞万提斯书店买西班牙语的书。可是乌里塞斯到这儿后一切都让人发愁起来，因为一个星期后，他的钱差不多全花光了，忽然间像社会学家说的那样，我们又多了一张嘴要吃饭。不过，照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我打算放弃些奢侈的消费。丹尼尔也不在乎，尽管他继续过着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的日子。主要问题在克劳迪娅身上。她会怎么想？她对这个新情况恼火至极。开始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既冷静又现实。一天晚上，她告诉乌里塞斯需要去找份工作，要不就让人从墨西哥寄点钱过来。我记得乌里塞斯坐在那里，面带一种很不对称的微笑望着她说，会去找的。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克劳迪娅问他找到工作了没有。还没有，乌里塞斯说。可是你出去找了吗？克劳迪娅问。乌里塞斯正在洗碗碟，身子也没回就说找了，找了但运气不佳。我坐在桌子头上，能看见他的脸部侧影，我觉得那张脸好像在微笑。操，我想，他在微笑，完全是幸福的微笑。那样子好像克劳迪娅是他老婆，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婆，一个对丈夫找工作忧心忡忡的老婆，他喜欢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告诉克劳迪娅别管了，她不理解找工作的处境，他已经很难过了。你指望他在特拉维夫找到什么样的活儿？我说，建筑工？市场搬运工？洗碗工？你懂什么啊，克劳迪娅对我说。

当然，第二天晚上这一幕又重演了一遍，然后下次同样如此，每回克劳迪娅都更专制，劝告他，刺激他，把他往死角逼，乌里塞斯总是用老一套来应付，很镇静，摆出听天由命的样子，当然，他依然很开心。只要我们一去大学，他就出去找工作，四处打听，但一无所获，不过第二天他还会去碰运气。最后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吃过晚饭，克劳迪娅就在桌上铺开纸，查找工作信息，然后把它们写在纸上，告诉乌里塞斯得上哪儿去找，坐哪路公交车，怎么步行距离最近，乌里塞斯总是说没有钱乘公交车，克劳迪娅说没必要给他钱，因为他喜欢步行，每当丹尼尔或者我说可他怎么步行去，比如哈阿戈西或者约雷街、佩塔蒂卡瓦、罗希哈因这些地方，那儿需要建筑工，她就说（当着他的面，这时他微笑地望着克劳迪娅，虽说像个受鞭笞的丈夫，但毕竟还是丈夫）利马曾经在墨西哥城四处漫游：怎样从墨西哥自治大学步行到卫星市，而且晚上也会如此，那距离差不多像从以色列的这端走到另一头了。情况持续恶化。乌里塞斯现在一点钱都没了，工作还没着落，一天晚上，克劳迪娅气冲冲地回家，说她的朋友伊莎贝尔·高尔基看见乌里塞斯在北特拉维夫火车站睡大觉，有时还在哈迈拉奇·乔治街或者沿着甘梅尔街乞讨，她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还特别强调了“不可接受”这个词，好像允许在墨西哥城乞讨，在特拉维夫不行，最糟糕的是，她是冲我和丹尼尔说这话的，可乌里塞斯就在现场，在桌边自己的位置上坐着，他听着，好像是个隐形人，后来克劳迪娅又说乌里塞斯向我们撒谎，他压根就没有找工作，我们得决定到底该如何处理此事。

那天晚上，丹尼尔早早就把自己关进屋里，几分钟后我也学他的样子，但不是走进自己的房间（我跟克劳迪娅共用的屋子）而是去外面了，我可以四处晃悠、自由呼吸，远离我热爱的鹰身女妖。我回去时大约十二点，一开门就听到屋里传来音乐声，是克劳迪娅特别喜欢的凯特·斯蒂文斯的一首歌，然后是说话声。这声音让我安静下来决定不要立刻走进起居室。先是听到克劳迪娅的声音，接着又是乌里塞斯的，但不是正常的日常说话的那种声音，至少克劳迪娅不是那种日常的声音，没多久我便发觉他们是在读诗。他们一边听着凯特的歌一边读着短诗，冷漠又忧伤，明澈又晦涩，缓慢又迅捷如闪电，这几首诗描写一只靠着波德莱尔的腿蹭着自己身子的猫，也许跟靠着一个精神病人的腿蹭的是同一只猫！（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乌里塞斯翻译的理查德·布劳蒂甘的诗。）我走进起居室时，乌里塞斯抬起头望着我微笑。我什么也没说挨着他们坐下，取出一支烟，请他们继续朗读。我上床后问克劳迪娅怎么回事。有时乌里塞斯简直让我发疯，就是这样，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