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47/141页）

当然，埃内斯托对那本书几乎毫不在意。他找到自己那首诗后只发出一声：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忽然认出了或者给弄糊涂了，然后开始给我说起电话里聊过的事儿来。

我出来时朋友站在车边吸着烟。我问他我进去的这段时间有什么情况发生。没有，他说，这里死一般寂静。然而不可能那么寂静的，因为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双手抖个不停。

我再也没去看过埃内斯托。

一天晚上他给我打来电话，背诵起理查德·贝尔弗的一首诗。一天晚上我在洛杉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跟那个戏剧导演弗朗索瓦·塞古拉或者拉·别哈·塞古拉睡在一起了，他至少比我大二十岁。多刺激啊，埃内斯托说。拉·别哈一定是个很知性的人了。他很有才华，但并不知性，我说。这有什么区别？他说。我坐在那儿琢磨着如何回答。他在等着我说话，有那么几秒钟我们谁都不说话。我多么希望跟你在一起啊，我说再见之前来了这么一句。我也是，那个仿佛从异度空间传来的小鸟般的声音说。几天后他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他死了。死得很安详，她说，他在家里坐在椅子里晒太阳的时候就走了。他像个小天使般地睡着了。什么时候死的？我问。大约五点钟，吃过午饭后。

我是他的老朋友中惟一参加了葬礼的人，那是在城北一个鱼目混杂的公墓里。我没有见到任何诗人、以前的情人或者文学杂志的编辑来，来了很多亲戚和家人的朋友，可能邻居们全到了。我离开墓园前，两个青少年走到我跟前想领我去个地方。我想他们打算强奸我。此刻我才对埃内斯托的死感到愤怒和痛苦。我从包里取出一把刀说，我会杀了你们，你们这些小泼皮。他们跑了，我在那几条阴郁的公墓街上追了他们一会儿。我终于停下时，另一个葬礼又开始了。我把刀放进包里看着他们把棺材抬起来小心翼翼地放进预订的位置。我想死者可能是个孩子。但也说不准。后来，我离开墓园跟朋友在城里的一家酒吧去喝酒了。

10

诺尔曼·博尔斯曼，坐在伊迪丝·沃尔夫逊公园的一把长椅上，特拉维夫，1979年10月。

我对别人的痛苦向来敏感，总是设身处地体验别人的痛苦。我是犹太人，一个墨西哥犹太人，我熟悉这两个民族的历史。我想，这样说就足够了。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我只想讲个故事，也许我还想弄明白隐藏其中的机制，那些机制当时我并不懂，现在仍然压在我心头。但是，我的故事并不如本人指望的那样统一连贯。我在其中的角色就像光明与黑暗、泪水与欢笑之间的一粒尘埃般闪烁着，完全像一出墨西哥肥皂剧或者意第绪语的道德剧。

一切都是从去年2月开始的。那天下午天色灰暗得简直像一块裹尸布，那种颜色让特拉维夫的天空不寒而栗。有人在按我们位于哈什默街上的公寓的门铃。我打开门时发现来的是诗人乌里塞斯·利马，一个自命的本能现实主义者的头儿，他就站在我面前。我谈不上认识他，其实就见过他一次，但克劳迪娅经常给我讲他的事儿，丹尼尔给我念过一首他的诗。文学不是我的专长。他的作品质量也许我永远欣赏不了。无论如何，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不怎么像诗人，倒更像一个流浪汉。

我承认，我们见面的开局并不好。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在大学，我还要学习，所以我让他进来，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一分钟后一切恢复正常。我沉浸在马堡学派［34］哲学家（纳托普、科恩、卡西尔、朗格）中，同时还看看所罗门·麦蒙的评论，后者间接地拆解着马堡学派的哲学家们。可是过了会儿，大概二十分钟或者两个小时后，我的脑子开始茫然起来，在那种空白状态，乌里塞斯·利马的脸，刚来的这个人的脸开始浮现出来，虽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但是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他的五官特征准确浮现出来，我说不上具体用了多久，

我出去时发现他摊在一把扶手椅里睡着了。我站着看了他一会儿。我又回到自己房间想专心学习。我办不到了。我本来要外出，但撇下他一个人似乎不合适。我考虑叫醒他。我想也许该学他的样子也去睡一觉，但我又很担心或者难为情，我说不上是哪种情形。最后，我从书架上拿起一本纳托普的《人文局限的宗教》，坐在沙发上面面对他读起来。

大约十点时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回来了，我两腿发麻全身疼痛。更糟糕的是，我刚才读过的东西不知所云，不过看见他俩进门时我试图把手指举到嘴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也许是因为不想在克劳迪娅和丹尼尔开口说话之前扰醒乌里塞斯，也许我已经习惯了听他沉睡时节奏稳定的呼吸声。可是犹豫了几秒后，克劳迪娅看见乌里塞斯在扶椅里时，一切都徒劳了。她上来就骂声他妈的或者哇噻之类的话，因为虽然克劳迪娅生于阿根廷，但十六岁时又来到墨西哥，内心深处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墨西哥人，或者她声称如此，谁知道呢。乌里塞斯慢慢醒过来，他第一眼就看到克劳迪娅在离自己不足一尺的地方微笑着，接着又看见了丹尼尔，丹尼尔也在微笑。真是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