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68/141页）

拉斐尔·巴里奥斯，家中卫生间，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2年 9月。

我和哈辛托偶尔还有书信往来。他告诉我乌里塞斯失踪了。不过是在一封信里说的。他又从朋友埃弗伦·赫尔南德斯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这意味着此事挺严重，或者至少他认为很严重。埃弗伦是个年轻诗人，想师从本能现实主义者从事诗歌创作。我不认识他。他是我搬到加利福尼亚后出现的，但据哈辛托说，他的确是个不赖的作家。我说，寄几首他写的诗过来，但哈辛托只寄来几封信，所以我不知道他写得好还是坏，他写的是不是本能现实主义的风格，当然，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本能现实主义应该是什么风格。也许就是乌里塞斯写的那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墨西哥已经没有人听说过我们了，而且听说过我们的也嘲笑我们（我们成为他们不想走的道路的典范），也许他们不完全是错的。所以，偶尔撞上一个年轻诗人写或者想写本能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总是件好事。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埃弗伦·赫尔南德斯，哈辛托·雷克纳用自己的电话，或者他父母家的电话，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失踪了。我听完故事后说：他没有失踪，他只是决定待在尼加拉瓜，这完全是两码事。哈辛托说：如果他决定待在尼加拉瓜，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啊，我去机场送过他，他没有不回来的意思。我说，冷静点，哥们儿，你好像还不了解乌里塞斯。哈辛托说：他失踪了，拉斐尔，相信我，他甚至都没有告诉母亲，你不知道她母亲到贝拉斯美术馆闹成什么样了。我说：天哪，哈辛托说：她认为那些农民诗人杀了自己的儿子。我说：太牛了。哈辛托说：你说得对。只要有人碰了一个母亲的孩子，她会变成个狮子。至少郝奇特尔是这样说的。

芭芭拉·帕特森，自家厨房，杰克逊大街，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1982年 10月。

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很凄惨，可是当拉斐尔听到乌里塞斯出访尼加拉瓜未归时变得加倍凄惨。

一天，我说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拉斐尔什么也不想干。他不工作，不写作，不帮我收拾屋子，不买东西，他就会冲澡（没有别的原因，拉斐尔是很干净的，跟所有那些混账墨西哥人没什么两样），看电视到天亮，或者出去喝啤酒，跟社区那帮混账奇卡诺人踢足球。我回到家里时，往往发现他早已在门口，坐在台阶上或者地上，穿一件汗水浸透了的美国牌T恤衫，喝着他的泰卡特酒，跟朋友们，这帮脑瘫青少年吹牛，他们管他叫诗人哥们儿（他似乎也不介意），跟拉斐尔待到我做他妈的晚饭才走。拉斐尔跟他们说再见，他们必然会说，诗人哥们儿，再见，诗人哥们儿，我们明天回来看你，诗人哥们儿，这时他才会进家门。

我气得要爆炸了，我真的很生气，绝对很愤怒，我真想给他那可恶的煎鸡蛋里下毒，可我还是克制住了。我要再看看。我心里经常对自己说，他马上就要走出低潮期了。问题是，我知道，这个低潮期持续得太久了，准确地说，已经有四年了，尽管有很多瞬间还是挺美妙的，可糟糕的时候更多，我的耐心几乎快要到极限了。但我还在努力，我有时问他，你的日子过得如何（这个问题真蠢），他会说（他还能说什么？）挺好，不错，还行。我就问：你都跟这些孩子聊些什么？他就说：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传授人生的经验教训。这时，电视开着，我们谁也不说话，专心吃着我们的煎鸡蛋、我们的笋片、我们的西红柿片，我想你能谈什么人生的教训，你这个可怜的杂种，你这个可怜的变态狂，你何曾懂得过人生的教训，你这个可悲的吸血鬼，你这个可悲的失败者，你这个混账恶心鬼，如果不是我，你可能还在一座桥下面睡觉呢。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望着他，就这样。但是似乎连我瞥他几眼都会让他不高兴。他说：你看什么啊，白人姑娘，你想干吗？这时我就强挤出一丝傻乎乎的微笑，不作回答，开始刷盘子。

16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真好，这两个小伙子不着急回去。我在一张小桌上摆好快餐，我们打开红辣椒罐头，我给大家分了牙签，我们倒上龙舌兰酒，然后几个人的目光相遇了。我们说到哪儿了，小伙子们？我问道，他们说：讲到圣迭戈·卡瓦哈尔将军的全身像，这位艺术赞助者和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老板，外面，大街上警报开始呼啸起来，先是警车的尖叫声，接着又传来救护车的警报声。我想到了死者和伤者，心里想那可能是“我的将军”，突然死了，受伤了，跟塞萨雷亚成了一片空白一样，我成了一个醉醺醺、容易激动的老人。后来我对两个小伙子讲，老板这个词只是说说而已，你们要熟悉塞萨雷亚的话，就会知道她一辈子从来没有过什么老板，也不曾从事过什么所谓的稳定工作。我说过，塞萨雷亚是一个速记员。她就干这个，她是个不错的秘书，可是，她的个性，也许还可以称之为她的怪癖，盖过了她的技能，如果不是因为曼努埃尔替她在“我的将军”那里找了份活儿，可怜的塞萨雷亚将在墨西哥城邪恶的底层随波逐流。后来我又问他们，是不是真的（真正地而且诚实地）没有听说过迭戈·卡瓦哈尔将军。他们说没有，阿马德奥，从来没有说过，他是干吗的？奥夫雷贡派还是卡萨兰派？是普鲁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将军的人还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我用世界上最忧伤的声音说，但同时又是奥夫雷贡的人。世上没有那么纯粹的事儿，孩子们，别自欺了，生活就是狗屎，“我的将军”忽然间成了一个伤员、死人，但他很勇敢。我开始聊起曼努埃尔给我们描述前卫城市也就是“尖锐城”的规划的那天晚上的事儿来，我们听了曼努埃尔的话后大笑，认为这简直是开玩笑，其实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尖锐城”是（至少在想像力的曲折小径上是可行的）曼努埃尔打算在一个将军的帮助下，在日本建造一座城市，完全可行，迭戈将军将协助我们建造，他说，后来我们有人问他妈的这人是谁（像这两个小伙子那天晚上在这里问我的那样），曼努埃尔就给我们讲了将军的故事，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在我们的革命中奋战并为自己挣得英名的故事，这些人赤裸裸地走进历史的旋风，穿着闪光和可怕的破衣走出来，就像“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那样，他进去时还是文盲，出来时已经坚信毕加索和马里内蒂是预言家，他说不清楚的那些事物的预言家，那些永远说不清的事物，小伙子们，不过我们对自己的任何事情从来都说不太清楚。一天下午，我们去办公室拜访将军。这是塞萨雷亚加入尖锐主义组织前不久。起先将军待我们有些冷淡，始终保持着某种距离。他也不起来欢迎我们，曼努埃尔介绍我们大家时，他几乎一言不发。但他把我们每个人逐个凝视了一遍，仿佛想看透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想：曼努埃尔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人成为朋友的？因为只消瞧上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将军跟在墨西哥城的革命洪流中经受过洗礼的其他战士完全不同，他表情强势、严肃、多疑、凶悍，就是说你不会把他与诗歌联系起来，当然，我很清楚，有强势、严肃、多疑甚至凶悍的诗人，比如迪亚兹·米龙，不过别让我又开始说起他们来，有时我情不自禁地觉得那些诗人和政治家，特别是墨西哥的，都大同小异，或者至少我想说他们都喝着同一个槽里的水。但那时我还年轻，很年轻，而且很理想主义，也就是说我还很纯，那种东西让我一往情深，所以我不能说立刻就喜欢上了迭戈·卡瓦哈尔将军。后来发生了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然后一切都变了。当将军用凝视的目光把我们刺了一遍，坐在那里耐心地听完曼努埃尔的开场白后，显得既疲倦又警觉，他传来一个警卫，一个他叫埃基塔提沃的雅基印第安人，命令他上些龙舌兰、面包和干酪。全部的东西就这些了，将军就是挥舞着这把魔杖赢得了我们的心。我这样说听上去有些傻，连我自己都觉得挺傻，可当时，只消把桌上的文件清理掉，叫我们别不好意思，然后把椅子拉过来，将军便彻底解除了我们可能存有的任何保留或偏见，你不难想像，我们所有的人围着那张桌子开始喝酒，吃起面包和奶酪来，后者，据“我的将军”说，是法国习惯，这时曼努埃尔又在这里（随处）附和将军了，当然，这是一种法国习惯，这种习惯在坦普尔大道外带壁炉的人家，以及圣德尼斯街一带很常见，曼努埃尔和“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开始聊起巴黎，以及巴黎人吃的面包和干酪，巴黎人喝的龙舌兰，你几乎难以置信他们喝的东西有多好，那些跳蚤市场附近的巴黎人喝的东西有多好，好像就跟在巴黎一样，或许我这么认为，他们说的一切都发生在某些街道或者地方附近，但从来没有发生在某条特定的街道或者一个特定的地方，这是因为，我后来才发现，曼努埃尔压根就没有去过这个阳光之城，“我的将军”也没有去过，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对那个遥远和想像中令人陶醉、物品琳琅满目的大都市表现得那么迷恋或者充满激情。既然我们说到这点了，那我就不妨交个底：我和曼努埃尔的友谊渐行渐远之后，一天早晨，我在报上看到他要去欧洲了。文章说诗人曼努埃尔将离开韦拉克鲁斯去阿弗尔。报上没有说这位尖锐主义之父就要去欧洲，或者这位墨西哥先锋派的重要诗人要去旧世界了，而只说到诗人曼努埃尔。也许都没有说是诗人，可能只是说曼努埃尔先生、学者，要去一个法国港口，在那里将继续他的意大利本土之行，搭乘其他交通工具（火车、马车！），担任墨西哥驻罗马大使馆领事或者副领事或者文化专员的职务。嗯。我的记忆力已无法同昔日同比。有些事情我已经忘了，我得承认。但是，那天早晨，我读了几句后才明白曼努埃尔终于就要见到巴黎了，我很高兴，我感觉自己胸中洋溢着某种快乐，虽然曼努埃尔再也不把我当朋友看了，虽然尖锐主义已经死亡，虽然生活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我们在街上已经不容易认得出对方。我想了想曼努埃尔，想了想巴黎，我从未去过巴黎，但梦中去过一两次，我仿佛觉得他的旅行是在向我们辩白，而且，以某种隐晦的方式还我们以公道。当然，“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从未离开过墨西哥。他于1930年被杀害，在一次至今还笼罩在神秘中的伏击中不幸身亡，那是在一家叫“红与黑”的妓院后院，当时这个妓院位于哥斯达黎加大街，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它的后台是内务部一个大佬，或许只是据说如此。死于这场火并的有“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他的一个警卫、三个来自杜兰戈州的枪手、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据说后者是个来自西班牙、名噪一时的妓女。我参加了将军的葬礼，在从公墓出来的路上碰到李斯特·阿苏比德。据李斯特（当时也去欧洲旅行过）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给“我的将军”设了一个陷阱，这与报纸上的说法完全相反，新闻报道倾向于认为，妓院发生了一场小型战斗或者上演了一场与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的激情犯罪。据李斯特说，他本人与这家妓院很熟，“我的将军”喜欢去那间最偏僻的房间搞女人，那间屋子不是很大，好处是在这幢楼的后面，远离喧闹，在院子的喷泉附近。办完事后，“我的将军”喜欢走出去到小院里吸支烟，想着性交后的悲哀，折磨人的肉体烦恼，想着自己还没有读过的书。李斯特说，杀手们守在通向各主要房间的过道里，他们控制了院子的每个角落。这意味着他们非常熟悉“我的将军”的习惯。他们等啊等，等着“我的将军”操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这是业余爱好型妓女，或许这是我的理解，因为她有很多引退的机会，她完全可以选择自由。离奇的事情发生了。据说，那次风流快活漫长而细致，好像小天使和丘比特们想让罗萨里奥和“我的将军”充分地享受一番最后的男欢女爱，或者至少让他们代表墨西哥人最后在地球上待一待。几个小时过去了，萨罗里奥和“我的将军”干着如今的年轻人或者并不那么年轻的人称为打蛋、骑马、扑腾、戳刺、操蛋，或者犁田、草中翻滚或者绕跑道数周的情趣游戏，然而这次长跑却永远地将他们送进了天堂。其间，杀手们一直等待着，都已经等得厌烦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将军”，这位习惯的动物，手枪插在皮带上或者搁在口袋里，或者就别在裤子和肚子之间走进院子。当“我的将军”终于走出来吸烟，这时射杀开始了。据李斯特说，“我的将军”的警卫已经在毫无招架之力的情况下被宰了，所以当这场舞蹈开始时，力量对比是三比一，杀手的优势是乘其不备。但“我的将军”是个纯粹的男人，他的反应仍然极佳，事情办得并没有那么顺利。最初几枪让他吃了一惊，但他还是胆气十足拔枪还击。据李斯特说，“我的将军”本来完全可以把他们逼向绝路，因为，如果说杀手们占据了一个难以攻克的位置，我的将军藏匿的喷泉背后这个位置同样有利，双方都不敢率先动手。然而，这时罗萨里奥·康特雷拉斯却从房间走出，她被外面的响声惊了出来，一颗子弹随即要了她的命。后来的局势就不清楚了：“我的将军”也许跑过去帮她，把她转移到安全之地，或者意识到她已经死了，愤怒盖过了良好的判断力，他站起来提着燃烧的枪向杀手扑过去。这是昔日墨西哥将军们赴死的经典方式，小伙子们，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他们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阿马德奥，这听着像是一场电影。我又想起“尖锐城”，想到它的博物馆、酒吧、露天剧院和报纸，它的学校、收留漫游诗人的宿舍，博尔赫斯、特里斯坦·特萨拉、维多夫罗和安德烈·布勒东睡觉的地方。我仿佛又看见“我的将军”在跟我们聊天。我看见他在制订方案，看见他站在窗户旁边喝酒，看见他在接待拿着曼努埃尔写的一封推荐信走进来的塞萨雷亚，看见他在读塔布拉达的一本小书，也许那本书里就有塔布拉达的诗句：“在可怕的天空下/为了守望那颗孤单的星星/夜莺在歌唱。”我说，小伙子们，这句诗好像在说，我看见了我们的挣扎和梦想在同样的失败中纠缠在一起，那个失败被称为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