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69/141页）

华金·芬特，弗塔莱萨精神病院，特拉尔内潘特拉，墨西哥城，1983年3月。

我处在那些一贫如洗的疯子们的包围之中，所以几乎没有人来看我了。但我的心理分析医生说，我在一天天地好起来。我的医生名叫何塞·曼努埃尔。我觉得这个名字不错。我说不错后他笑了。这个名字很浪漫，我说，是个会让任何女孩都爱上你的名字。真遗憾，每次我女儿过来他几乎总不在这儿，因为探访日是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两天我的医生不值班，除非每月有个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值班。我告诉他，你要是看到我女儿，一定会爱上她的。噢，华金先生，他说。可我仍然坚持不放：你要是看见她，会像只受伤的鸟儿般跌倒在她脚边，何塞·曼努埃尔，而且你会对很多不明白的事儿恍然大悟。比如什么事儿呢？他问，尽量装出貌似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彬彬有礼而又无动于衷，可我心里清楚得很，他非常感兴趣。比如什么？接着我不说了。有时沉默的效果反而最佳。那情景好像再次落入墨西哥城的地下墓穴默默地祈祷。这所监舍的各种院子非常适合沉默。有正方形的，有六边形的，好像是伟大的加拉比托设计的，所有的院子以一个空间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大院为中心，周边圈着一条不知名的街道，有当地的巴士通过，到处是工人和游手好闲之徒，只会睁大眼睛盯着穿着医院制服或者半裸着身子或者穿着褴褛的外出服的疯子们在院子里晃悠，后者是刚到不久的，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制服，更不要说合适的制服了，因为这儿很少有人能穿上那么合适的衣服。这个大院是天然的沉默之地，尽管我第一次看到它时心想这些疯子的吵嚷和喧嚣可能让人不堪忍受，我犹豫再三才鼓起勇气踏上那片大草原，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如果在弗塔莱萨有任何地方能让声音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迅速弹开，那就是这处被无名街高高的篱笆保护起来的大院子，外面的人们都乘车经过，安全地坐在车里，真正步行的人很少见，但偶尔有些疯子的糊涂家属或者不肯走正门的人在篱笆外待那么片刻，然后继续赶路。在那个院子遥远的尽头，在大楼附近，摆着几张桌子，疯子们一般在那儿跟前来探视的家人待上几分钟，家人带来香蕉、苹果或者橘子。无论如何，他们不会待很长时间，因为太阳出来后这里会燥热得不堪忍受，刮风的时候，没有家属探视的疯子们会躲在屋檐下。我女儿来探视时我就告诉她，我们在会客室见面，或者来到一个六边形的院子里，尽管我知道她觉得那个会客室和小院让人焦虑而且很邪恶。然而，我不想让女儿看到（我的心理医生说，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我毫无疑问在康复当中）大院子里发生的那些事情，以及我现在宁肯秘而不宣的事情。总之，我得小心翼翼，绝不能放松警惕。有一天（一个月前），女儿告诉我乌里塞斯·利马失踪了。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她说。噢，亲爱的，我在报纸上看到的，我说。可是报纸上根本就没登过这个消息！她说。那么，可能是我梦到的吧，我说。我没有说是两个星期前大院子里一个疯子告诉我的。一个疯子，我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大家都叫他曲卓或者曲奇托（他的名字也许叫耶稣，但我宁肯回避所有的宗教暗示，这只是题外话，而且会破坏那个大院子里的寂静），这个曲卓或曲奇托照例向我走来，因为在院子里，我们都向对方走过去然后又退回来，我们那些还浑浑噩噩以及恢复得不错的人，他从我身边经过时嘟嘟囔囔地说：乌里塞斯失踪了。第二天我又见到他（也许我有意要找到他），我向他走去，我放慢脚步，非常耐心，慢得让街上巴士里的人看到时还以为我们凝固不动，其实我们在移动着，我绝不怀疑我们在移动，他看见我时嘴唇开始哆嗦，好像是在看着我发送紧急信息，他从我身边经过时，我听到了同样的话：乌里塞斯失踪了。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他是在说乌里塞斯·利马，我们年轻的本能现实主义诗人，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是1976年刚刚开始没几分钟，他坐在我那部闪亮的英帕拉轿车的方向盘后面，我意识到黑云再次盖住了天空，在墨西哥的白云之上，团团乌云漂泊着，沉重得不可思议，严峻得令人害怕，我得小心点，用伪装和沉默把自己掩护起来。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4年 1月。

我和哈辛托分手时，父亲告诉我，如果哈辛托找我麻烦就告诉他，他会来摆平一切。有时父亲会望着弗兰兹说：他居然是个金发小子，纳闷（我相信他在纳闷，虽然从来没有说出口）这孩子的头发最后怎么会是这种颜色，我们家所有的人头发都是黑色的，哈辛托的也是黑色的。父亲很溺爱弗兰兹。我的金发小子哎，他常说，我的金发小子上哪儿去了？弗兰兹也很爱他。父亲经常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过来，带上弗兰兹出去散步。他们回来后我就给他做杯黑咖啡，他安静地坐在桌边，不是望着弗兰兹就是读报，然后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