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67/141页）

这时另外那个阿根廷人说话了。他说：那个恶心鬼当我们是群白痴似的耍。他是你的朋友吗？我看看他，又看看洛西亚科默，他正在等候区找什么人，我不知道该笑呢还是该严肃。那个阿根廷人说：人要有点责任感（他在跟洛西亚科默说，甚至都不看着我）。我要见了他，我非得把他的卵蛋钉到墙上不可。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我带着最美的微笑（那是我最糟的微笑）嘴里咕哝着。乌里塞斯上哪儿了？那个阿根廷人说了句什么文学流氓无产者。你说什么？我问。这时洛西亚科默说话了，要把我们镇下去，我想。乌里塞斯失踪了，他说。你说他失踪是什么意思？蒙特罗问，我们刚刚发现这事。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搞清乌里塞斯不是在回国途中失踪的（我想像中看见他从座位上起来走进卫生间，把门锁上，然后消失了）而是在马那瓜，在墨西哥代表团出访期间失踪的。整个经过就是这样。第二天，我到贝拉斯美术馆去看蒙特罗，他告诉我因为乌里塞斯的原因，他很快就要丢了工作。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2年 7月。

有人要给乌里塞斯的母亲打电话，要我说这是我们最起码可以做的事儿，但哈辛托横不下心告诉她儿子在尼加拉瓜失踪了，不过，我说也许没有那么严重，你是了解乌里塞斯的，你是他的朋友，你了解他的为人，可哈辛托说他失踪了，事情就这样结束，就像安布罗斯·比尔斯［43］和那些死于西班牙内战的诗人以及普希金一样，只不过就普希金的情况而言，他的妻子，我是说普希金的妻子是客观的存在，那个杀死普希金的法国人则相反，圣·彼得堡的雪就像乌里塞斯·利马身后留下的空白，我是说他的了无生气，他的懒惰或者常识感的缺乏，这场决斗的副手是墨西哥的诗歌或者拉丁美洲的诗歌，以代表团的形式，默默地见证了我们时代最优秀的一个诗人的死亡。

哈辛托这样说，但他还是不想给乌里塞斯的妈妈打电话，我说，我们不妨看看，我们来研究情况，这个女人才不关心自己的儿子是不是普希金或者安布罗斯·比尔斯呢。我可以替她设身处境地想一想，我也是个母亲，如果某一天哪个杂种杀了弗兰兹（上帝不许的），我不会觉得墨西哥（或者拉丁美洲）一个伟大的诗人死了，我会痛不欲生，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什么文学，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点，因为我也是个母亲，我知道有了自己的孩子后随之而来的那些无眠之夜、恐惧和担忧。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我发誓，就是打电话给她，或者去卫星市看看她，给她讲讲我们所了解的她儿子的情况。哈辛托说：她可能已经知道了，蒙特罗或许已经告诉她了。我说：你怎么就这样肯定呢？这时哈辛托不说话了，我说：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呢，还没有人说什么，好像乌里塞斯压根就没去过中美洲。哈辛托说：那倒是。我说：咱俩做不了什么，因为没人在乎，但我敢肯定他们会听他妈的，他们会告诉她是迷了路，哈辛托说，在她目前境况好些的时候，我们只会让她更加忧心忡忡，更加思来想去，你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会伤着你，他说，然后开始为弗兰兹准备吃的，在屋里走来走去。无知者无害，生活在无知中差不多就像生活在幸福中了。

我说：你说这种话的时候，还怎么自称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哈辛托，你还怎么自称是个诗人？你打算是要跟陈词滥调来场革命是吧？哈辛托回答说，坦率地讲他再也不可能发起一场革命了，但如果某天晚上他正好有兴致，跟陈词滥调作战，也不是什么坏主意，他还说，好像在尼加拉瓜失踪的是我，我如此忧心烦恼，他说，谁说乌里塞斯在尼加拉瓜失踪了，他可能压根就没失踪，他可能决定随心所欲地待在那里，因为，毕竟尼加拉瓜就像我们在1975年梦中向往的那样，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去那个国家生活。我又想起1975年来，那时弗兰兹还没有出生，我试着回想乌里塞斯和阿图罗·贝拉诺那时的样子，可是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哈辛托的脸，他的豁牙天使般的微笑，这让我对他充满了缠绵的感觉，让我马上就想拥抱他，就在这里，拥抱他和弗兰兹，告诉他俩，我很爱他们，可是马上我又想起了乌里塞斯的母亲，我想谁也无权不告诉她儿子在哪儿，她已经很痛苦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我又坚持让哈辛托给她打个电话，给她打个电话吧，哈辛托，把你知道的所有情况全告诉她，可哈辛托却说，他没有这个义务，他不是那种凭借不实传闻妄加推测的人，我说：你跟弗兰兹待会儿，我出去会儿马上回来，他没有吭声，默默地地望着我，我拿起包打开门，他说，至少尽量别大惊小怪。我说：我只想告诉她，她儿子不在墨西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