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73/141页）

我睁开眼睛时，在弗塔莱萨的院子里溜达的疯子们形成的包围圈已经锁住了我。每个人都惊恐万状地喊叫着，发出哀号般的祈祷声，撕开自己的衣服，像发疯了似的美式足球运动员般跑起来，试图让我在像系不住的星球般旋转的无数双眼睛凝视下逐渐萎靡。但我没有这样做。这些疯子拉成圈把我围住，我像罗丹的思想者般默默地看着他们，后来我望着地面，看见了红蚂蚁、黑蚂蚁，在混战中被锁在一起，我什么话也没说，什么反应也没有。天空很蓝。大地呈淡褐色，地面上有些小石头和树丛。云朵洁白，向西飘去。后来，望着这些四处蹒跚而行、被更加疯狂的命运当做人质的疯子，我又一次闭上了眼睛。

郝奇特尔·加西亚，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6年 1月。

我居然想发表作品了，真有趣。长久以来，我又是苦写，又是修改、重改，还扔掉了很多诗稿，可是，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已经准备好发表作品，开始给杂志社和报纸的文化副刊投稿。玛丽亚经常告诫我。他们不会答复的，她说，他们甚至都不会读你的东西。你应该亲自去面对面地征求人家的意见。我照她说的办了。有些地方人家都不情愿见我。但也有愿意见的，我就跟副主编或者书评部的头儿谈。他们问我些生活上的事儿，我读什么书，迄今为止都发表过什么东西，上过什么写作班，在大学选修过什么课。我很天真：居然给他们讲了与本能现实主义者们的交往。跟我谈话的人大多都不知道本能现实主义者是些什么人，不过提到这个组织时会刺激起他们的兴趣。本能现实主义者？他们是什么人？我就简单解释一番本能现实主义的简史，他们笑而不语。有几个还写下个把名字或者记点什么。有几个要我作进一步解释，然后感谢我一番，还说会给我打电话，让我过两周再来，他们会通知我。还有不多的一些人会想起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但记忆已经很模糊。比如他们不知道乌里塞斯还活着，贝拉诺已经不住在墨西哥城了，但还算知道他俩，还记得乌里塞斯和贝拉诺以前创造的那个圈子，在朗读会上与诗人们激战的情景，还记得他们否定一切，还记得他们与埃弗拉因·韦尔托的关系不错，他们说，那么你自己是本能现实主义者吗？这时他们就说很抱歉，不会发表我的哪怕一首诗。玛丽亚说，当我失望日甚转而求助她这是很正常的。墨西哥文学界，也许包括任何拉美文学界，都是这样，这是一种严密的派系组织。体谅是求不来的。但我不想因为任何原因被人体谅，我说。我知道，她说，可是，如果你想发表作品，最好永远别再提本能现实主义者。

但是，我依然没有放弃。我开始厌倦吉甘特超市的工作了，我想我的诗歌至少还值得略加关注，如果不是受到尊重的话。过了段时间，我又找到了其他一些杂志，不是我想发表东西的那种杂志，而是有些不同，属于那种在一个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城市中必然会源源不断冒出来的那类杂志。那些出版商和编辑都是些可怕至极的男男女女，都像是从阴沟里爬出来，你只要看看就明白了，属于被开除的官员和痛改前非的杀手的混合品。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本能现实主义，对陈述它的故事毫无兴趣。他们的文学概念止于（也没准是开始呢）巴斯孔塞洛斯，尽管不难想到他们对马里亚诺·阿苏拉、亚内斯、马丁·路易斯·古斯曼满怀钦佩，也许他们只知这些作家的声名。其中有一家杂志叫《塔马尔》，主编是一个叫费尔南多·洛佩兹·塔皮亚的男人。我在这份杂志总共两页的文艺栏里发表了自己的诗歌处女作，洛佩兹·塔皮亚亲自把我挣的钱开了支票给我。那天晚上，把支票兑成现金后，我和玛丽亚、弗兰兹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又在城里一家饭店吃了一通，算是庆祝。我已经厌倦了廉价的饭菜，我要好好招待自个一番。此后，我就不再写诗了，至少写得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开始写有关墨西哥城的散文、轶事，写些有关鲜有人知但还存在的花园的小品文，有关殖民时代建筑的小文章，有关特定地铁线的报道，而且，我写的一切或者说差不多一切全发表了。费尔南多·洛佩兹·塔皮亚尽其所能安排我的文章上杂志，而且，每到星期六，我不再跟弗兰兹去查普特派克公园了，而是带他到杂志办公室，趁他在打字机上梆梆乱敲的工夫，我就帮杂志的工作人员规整下一期的内容，这从来都是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杂志经常很难准时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