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76/141页）

《锡安》

我问两个小伙子，我说，孩子们，你们从这首诗里领会到什么了？我说，孩子们，我已经看了它四十多年，我从来没有搞明白过这个该死的东西。真的。我跟你们说实话。他们说：这是个玩笑，阿马德奥，这首诗是在开一个玩笑，后面藏着更严肃的东西。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我们来想一想吧，阿马德奥，他们说。当然可以，请吧。我说。其中一个小伙子起身走进卫生间，另一个起身走进厨房，他们像佩德罗·巴拉莫［44］般在我这座房屋地狱，或者我的房子变成的记忆地狱漫游时，我则打起盹来，我让他们不要有任何拘束，而我开始打盹，因为这时已经很晚了，我又喝了那么多酒，但我还是总能听到他们走来走去，好像在活动双腿，不时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互相询问和回答着各自知道的东西，我想可能是些严肃的东西，因为在问答的间隔经常出现长时间的沉默，也可能在说些不那么严肃的事情，因为他们又不时地笑笑，唉，这两个小伙子，我想，噢，多么有意思的夜晚，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过这么多酒，说过这么多话，回忆过这么多往事，度过这么多开心时光了。我又一次睁开眼睛，两个小伙子打开灯，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端到我面前。喝了吧，他们说。遵命，我说。我记得喝咖啡时两个小伙子又在我对面坐下，议论着《卡沃尔卡》里的其他作品。好了，我说，谜底是什么呢？这时两个小伙子望着我说，没有什么可神秘的，阿马德奥。

18

华金·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87年8月。

自由就像一枚质数。我回到家时一切都变了。妻子已经不住在这里，女儿安格丽卡跟她的情人、一个比我还大几岁的戏剧导演睡在我的卧室里，其间，儿子接管了花园里的小房子，跟一个有着印第安相貌特征的女孩享用。他和安格丽卡都有工作，但挣的钱不多。女儿玛丽亚住在革命纪念碑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几乎从不来看看妹妹和弟弟。我的妻子似乎又再婚了。那个戏剧导演还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有个朋友在拉·别哈·塞古拉，这人或许是他的弟子，我说不准，他没有多少钱，运气不佳，但却盼着写出一部戏来，有朝一日给自己挣得大名和财富。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时，他喜欢这样说。儿子的女友几乎不说一句话。我喜欢她。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起居室。我在沙发上铺了条毛毯躺下，然后闭上眼睛。吵闹声依旧。不对，我搞错了。不知什么东西使这吵闹声显得有点异样，害得我睡不着觉，我这样打发了好几个晚上，开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后来我搬进儿子过去住的房间，我的情绪骤然提起来。我想这是因为房间里还保留着一种幸福的氛围，无拘无束的青春的氛围。我不知道。无论如何，三天后这房子的味道已经像是我的了，换句话说，像老年人和疯子的味道，一切又回到从前的样子，我开始沮丧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我无声无息地在这幢空房子里等着好几个钟头过去，直到我的某个孩子下班回来，我们才交谈几句话。有时会有人打来电话，我就接一下。喂？谁啊？没人认识我，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回家一个星期后我开始在小区周围散步。起初是短距离步行：绕着这个街区转一周，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慢慢地，我变得越来越大胆，起先还是探试性的外游活动把我领向越来越远的天地。这个小区已经变了。我遭到过两次抢劫。第一次是那些带着厨房菜刀的孩子们干的，第二次是稍大的家伙们，他们没有从我口袋里找到钱后就揍了我一顿。可是我已经没有疼痛感了，而且毫不在乎。这是我在弗塔莱萨医院学到的一种本事。那天晚上，我儿子的女朋友洛拉在我的伤口和刮破的地方擦了些碘酒，警告我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我告诉她我不在乎经常挨揍。你喜欢这样吗？她问。我可不喜欢，我说。如果每天挨揍，我肯定不乐意。

一天晚上那个戏剧导演说国立贝拉斯美术学院要给他一个项目做。我们庆贺了一下。我儿子和他女朋友出去买了瓶龙舌兰，我女儿和导演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其实，两个人谁也不会做饭。我忘记他们做了什么菜。反正是食物。我什么都吃。可这顿饭不是很好吃。做饭最拿手的是我妻子，但她现在生活在别处，已经对这种即兴晚餐毫无兴致了。我坐在桌边开始颤抖。我记得女儿看着我，问我是不是生病了。只是有些发冷，我说，这是真话。这些年来我成了那种动辄发冷的人。来一小杯龙舌兰会缓解，但我不能喝龙舌兰或者任何酒类的饮料了。我就那样颤抖着，吃着东西，听他们说话。他们谈论着美好的未来。谈论着傻里傻气的事情，但他们真正谈论的还是美好未来，只不过这未来没有把我儿子、他女朋友或者我纳进去，我们也微笑着，谈论着、制订着我们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