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78/141页）

我冲进厨房，里面有两男一女私密地谈论着一个死人。我拿了块火腿三明治吃起来，又喝了两口可乐冲下去。面包有点干硬。三明治味道却很可口，我又拿了一块，这次是干酪三明治，我一点一点地吃着，没有一口吞下去，而是细嚼慢咽，像很多年前那样微笑着。聊天的三个人，两男一女，看着我，看到我微笑，他们也微笑地看着我，我于是向他们靠近一些，我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谈论一具尸体和一场葬礼，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建筑师，他死了，这一刹那似乎不适合说我也认识他。就这样。他们在谈论一个我也认识的死人，后来他们又聊起别的事儿来，我猜想，我不能老待在那儿，于是出去来到花园，这里长满了玫瑰和杉树，我走向铁皮大门，观望着外面的车辆。这时我看见自己那辆1974年产的老英帕拉开过来，因为磨损的缘故，看上去外观很糟糕，漆也剥落了，挡板和门上坑坑洼洼的，它极其缓慢地移动着，好像在爬坡，好像在沿着墨西哥城夜间大街寻找我，我心中顿时因为它而翻江倒海了，我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用手抓住大门免得跌倒，还好，没有跌倒，可是我的眼镜掉了，从鼻头滑出去，落进灌木丛或者树木、玫瑰花丛，我说不上具体落哪儿了，只听到了声音，我知道没有摔碎，我想如果弯腰去捡，我接近英帕拉的机会就将错过，可是我要看不见是谁开着那辆幽灵般的小车，那辆我在1975年最后几个小时和1976年最初几个小时里失去的小车。如果我看不清谁开着那辆车，看见它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了更离奇的念头。我想：我的眼镜早就跌掉了。我想：片刻前，我还不知道自己戴着眼镜。我想：现在我的感觉发生了变化。意识到现在需要眼镜看东西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弯下腰去找眼镜（戴与不戴有什么区别啊！）站起来时英帕拉还在那儿，我觉得自己的动作一定快得只有疯子才能办得到，我看见那辆英帕拉了，我戴上眼镜，这副直到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自己拥有的眼镜，朝黑暗中望去，搜寻着司机的脸，既渴望又惧怕，因为我想可能会看见塞萨雷亚，那个失踪的诗人，在我那辆失踪的英帕拉的方向盘边，我想塞萨雷亚正在从过去冒出来，把我带回到我年轻时最喜爱的那辆小车上，那辆对我意义非同寻常，而我却很少有时间享用它的小车。可开车的不是塞萨雷亚。事实上，压根就没有人驾驶我的那辆幽灵车！或许我认为没人驾驶。接着我意识到小车不会自动行驶，好像是个可怜、矮小、沮丧至极的小男人在驾驶着那辆破烂的英帕拉，我朝大伙聚会的房间往回走去，垂头丧气的样子犹如负载着千斤重压。

可是，走到一半时我忽生一念，我又回过头，但英帕拉已经不在街上了，无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现在你想看到它，可是又看不见了。大街变成各种遗失的碎片的暗影的拼板，最离奇的是，我也成了其中一块遗失的碎片。我的小车不见了。在某种意义上我还不太明白，我也消失了。我的小车再次回到我的头脑中。我也再次回到我的头脑中。

后来，在无奈和迷茫中，在一声纯粹的墨西哥式的吼叫声中，我明白了，我们都受命运的摆布，我们都会淹死在暴风雨中，我知道，只有那个最聪明的人，我自己显然不在此列，才会在暴风雨中漂泊更长的时间。

安德烈斯·拉米雷斯，金色号角酒吧，阿文尼尔大街，巴塞罗那，1988年12月。

我注定是一个失败者，贝拉诺，请记住我说的话。我是早在1975年的某一天离开智利的，准确地说是3月5日晚上八点，躲在那不勒斯号货船的底舱里。换言之，我是一个普通偷渡者，不知道自己最终的目的地在哪儿。我不想细数这次横渡中经历的各种不愉快的细节。这么说吧：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十三岁，在我们圣地亚哥（也就是拉希斯特纳）社区，朋友们都管我叫“太空飞鼠［45］”，这个绰号是照那个滑稽可爱、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小动物取的，童年时代，那家伙给我们的午后时光增色不少。简单地说，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已准备要放弃这段艰辛的旅程。至少，照他们的说法，从生理意义而言是这样。饥饿、恐惧、晕船、前方的不确定性，交替不断的昏暗或者恐怖，这一切就不用说了。总有慈悲心肠的人冒险下到舱底给我带来一块面包、一瓶葡萄酒、一小碗意大利番茄牛肉面。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我有的是时间用来思索，在我以前的生活中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现代都市，无所事事是奢侈不起的。于是我这才有可能检视自己的童年（当你困在一艘船的底舱时最适合有条不紊地干这种事），没多久我们就到了巴拿马运河。从那时起，或者换句话说，当那艘船载着我们穿越大西洋时（啊，离我可爱的祖国乃至我的那片大陆已经那么遥远，并非因为过去我总能够看到那片大陆，而是内心深处一直深深眷恋着它们），我已经开始解析早已成为自己青春一部分的内容。我认为，一切都必须改变，尽管我那时完全不清楚如何来实现这种改变，或者走什么样的道路来改变。其实，我不过是在消磨时间，在保存力量和精神，因为，经这么多天在潮湿、闷声闷气的黑暗中的生活，我已经快要熬出头了，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我最坏的敌人都不要碰到。后来，一天早晨我们在里斯本的码头靠岸，我的想法有了新的转变。我的第一反应自然是马上就在那里上岸，可是一个偶尔给我点吃的东西的意大利士兵说，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在葡萄牙边境无论走陆路还是水路都会碰上麻烦。所以我还得老老实实待着，那两天简直就像两星期，我只能听着底舱里的声音，底舱像海鲸的大下巴似的张着。在箍桶似的货舱里，每隔一会儿，我就觉得愈加不舒服和烦躁，阵阵毫无规律地袭来的冷气让我颤抖不已。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终于起航了，把那个忙碌辛苦的葡萄牙首都抛在了身后，我发烧时在梦中把它想像成一个黑色城市，那里人们全部身穿黑衣，房屋全用红褐色或者黑色大理石和普通石头建成，也许因为我一直蜷缩在那里，已经奄奄一息处于半睡眠状态，我想到了尤西比奥，在1966年英国举行的那场世界杯比赛中英勇拼搏的那支球队的黑豹，在这场比赛中，我们智利人遭到非常不公正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