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TWO　太平洋　The Pacific Ocean（第34/67页）

我能活下来，还因为我打定主意要去忘记。我的故事在日历上的一天——1977年7月2日——开始，在日历上的一天——1978年2月14日——结束，但在这期间没有日历。我不数天数，不数星期，也不数月份。时间是一种幻觉，只能让我们恐慌。我能活下来，因为我甚至忘记了时间概念本身。

我能记得的只有事件，偶遇和惯例，那些从时间的海洋里不时出现的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印象的标记。例如用过的照明弹弹壳的气味，黎明时的祷告，杀海龟，海藻的生活现象。还有更多。但我不知道能否把它们理出一个头绪。我的记忆一片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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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阳曝晒和盐分侵蚀，我的衣服都烂了。它们先是变得像纱布一样薄。然后破了，只剩下线缝。最后线缝也断了。有好几个月，除了脖子上有一根绳子挂着一只哨子，我完全是一丝不挂。

盐水疖——发红，肿痛，丑陋的疖子——是公海上的麻风病，是通过浸湿我的海水传染的。疖子胀破的地方，皮肤异常敏感；不小心碰到了裸露的疮会让我疼得倒吸一口气，大叫起来。自然，这些疖子都长在我身上最潮湿的、在小筏子上磨得最厉害的地方，也就是我的背上。有很多天，我几乎无法以任何姿势休息。时间和阳光让疮结了痂，但是这个过程很慢，而且如果我不保持身体干燥，新的疖子又会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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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试图弄明白求生指南上关于航海的那几行是什么意思。指南里有大量关于如何靠大海生活的简单明白的解释，但是指南作者却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解释基本的航海知识。在他心里，乘船失事的人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手上有了指南针、海图和六分仪，就会知道自己是怎么陷入困境的，就算他不知道该如何走出困境。结果便是指南里只有一些建议，例如“记住，时间就是距离。别忘了给手表上发条”，或是“如果需要，可以用手指测量纬度”。我有一只手表，但它现在已经在太平洋底了。“齐姆楚姆”号沉没的时候我把它弄丢了。至于纬度和经度，我的海洋知识仅仅局限于生活在海里面的东西，而没有扩展到在海上面航行的东西。风和潮流对我都是谜。星星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连一个星座的名字都叫不出来。我的家庭只在一颗星星下面生活，那就是太阳。我们睡得早起得早。我一生看过许多美丽的星空，在那上面，大自然只用两种颜色和最简单的方式画出了最壮丽的图画，我和所有人一样，感到自然的神奇和自己的渺小，而且，毫无疑问，这景象给我指明了方向，但我是说精神上的方向，而不是地理方向。我一点儿都不清楚怎么能把夜空当做一张地图。尽管星星可能闪烁光芒，可是如果它们不停地运动，又怎么能帮助我找到路呢？

我放弃了寻找答案的努力。我可能获得的任何知识都是没有用的。我无法控制自己往哪里去——我没有舵，没有帆，没有发动机，有几支船桨，但没有足够的臂力。设计一条路线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不能按照路线航行？即使能够按照路线航行，我怎么知道该往哪里去？向西，回到我们来的地方？向东，到美洲去？向北，到亚洲去？向南，到大洋航线上去？每一条路线似乎都很好，又都很糟。

于是我随波漂流。风和潮流决定了我往哪里去。对于我，就像对于所有凡人一样，时间的确成了距离。我沿着生命之路旅行，而且我也用手指做很多事情，除了测量纬度。后来我发现自己在沿着一条狭窄的道路走，沿着太平洋赤道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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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各种不同的鱼钩在深浅不同的水里钓过各种不同的鱼，在深水钓鱼用大鱼钩和许多坠子，在海面钓鱼用小鱼钩，只用一两只坠子。成功来得很慢，当成功终于到来的时候，我非常重视，但是我的努力似乎与回报不相称。钓鱼的时间很长，钓上来的鱼很小，理查德·帕克总是饿。

最后，鱼叉成了我最宝贵的捕鱼工具。鱼叉有三个部分，用螺钉拧在一起：两个管状部分组成了叉杆——末端有一只浇铸的塑料手柄和一只环，可以从环里穿一根绳子，系牢鱼叉，叉顶端有一只钩子，弯曲处大约有两英寸宽，尖端像针一样尖，有倒钩。每支鱼叉大约有五英尺长，像剑一样又轻又结实。

开始我在开阔水面捕鱼。我把鱼叉伸进大约四英尺深的水里，有时钩子上叉着一条鱼做鱼饵，然后便等着。我会等好几个小时，身体一直保持紧张，最后疼起来。如果一条鱼刚好咬钩了，我便用尽全身力气，以最快的速度把鱼叉提起来。必须在瞬间做出决定。经验教会我最好在感觉到有成功的机会时再刺，而不是乱刺一气，因为鱼也会吸取经验教训，很少第二次掉进同一个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