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恶俗的精神生活（第13/25页）

我们再也不会以为在报纸文章后面署上自己招摇的大名的作家有文化了。其中一位作家，在一家报纸的头版写了一篇有关纳坦·夏兰斯基73的文章，说夏兰斯基飞离苏联后，他和他的妻子在耶路撒冷安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作家竟然连主语宾语都分不清74；还是这家受到高度评价的报纸，另一篇头版文章说到“在该案件中，杜伦伯格先生没有对其原则犯罪事实75提出异议”。这些错误如果出现在 1910 年，人们会很容易相信它们只是不幸的排印错误，现在不一样了。尽管没人指望比萨饼和啤酒广告能具备很高的推理水平，但下面这则广告中的逻辑还是让人啼笑皆非：

新阿姆斯特丹牌啤酒

在纽约酿造的唯一一种啤酒之一

但这还算不上恶俗，只是比较糟糕而已，因为相对而言并不做作。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导致人们害怕简洁、不做作的说话方式和写作方式会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自己的身份，让人看出自己是一个等级低下、品味不高的头脑简单的人。用增加音节来炫耀的方法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了，但正如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76所注意到的：“简洁性是普遍性的反面。”那些拼了老命都要显示自己是个人物的人都小心翼翼地回避着简洁性，所以他们会小心翼翼地不说可卡因是一种常见的毒品，而说“可卡因是一种特别的毒品”，他们以为这么说才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恶俗图书

毫无疑问，要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讨论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确有些难。但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书籍涌进市场，不用说，其中没几本是好的。乔治·奥威尔77察觉到了这一令人尴尬的事实：

如果不过度夸赞大多数的图书，人们几乎不可能大量提及图书。除非你与图书有某种职业联系，否则你发现不了大多数图书有多么糟糕。

更不用说大多数图书有多么恶俗了。

要避开这类图书，一个既省时又省钱的办法是在出版前就认出它们，甚至可以在它们被写好之前就认出来。一个有用的建议是：警惕那些谈论自己将要写的书的人，或那本他们说自己正在写的书。十有八九，那本书就是糟糕或恶俗的。因为好书是由那些爱写书甚于谈论书的人创作出来的，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写作和表演（戏剧意义上），在于一个人孤独地工作和快乐地公开工作，说得极端点，就是做好的事情与炫耀之间的区别。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78曾经写到：“每当我听到一个作家朋友，特别是很年轻的那种，很镇定地宣布他正在创作一部小说时，我总会感到震惊。”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部小说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或书店的货架上超过 8 个礼拜，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如果你想让人记住你是一个聪明人或慈善家，就别写小说，甚至别去谈论它们，相反，你应该罗列一堆杂七杂八的兴趣，收集 75 年来的气象数据，或以表格的形式仔细分析经过改进的保险统计资料。这些东西比大多数人都能胡乱编造的“创造性”成果更有用，这些东西的作者也比较不会被轻易忽略，更不用说被嘲笑或蔑视了。此外，你还会发现，大多数宣称自己正在写一部小说，借以获得关注和认同的人，事实上都缺乏讲故事的才能，即便讲的是下流笑话，也无法在 30 秒钟内吸引一桌人的注意力。

我从最近一张新闻图片中得到启发，想到了在恶俗图书上市前认出它们的另一个办法。图片中，一个年轻女人坐在一间漂亮的客厅里，正用一台手提式文字处理器写作（我猜是小说），她的发型师在一旁摆弄着她的长卷发。如果这还不足以让你作出判断，她说的话将进一步提醒你：“我正在写一本有关我在亚洲花 10 年时间学习冥想的书。我在这间客厅里写了很多，写完后就传真给我在纽约的出版商。”在客厅里写作？这一事实表明她炮制的东西，其恶俗性是不言而喻的。

图书一旦出版——大部分图书都没有这么好命，这是当代生活少有的慰藉之一——书名就会成为另一个很好用的警告信号。吉姆·巴克写的《怎样才能确保成功？》（How You Can Guarantee Success）（这不是我的杜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治疗伤痛：生态女权主义的希望》（Healing the Wounds：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呢？据说这本书里有“散文、故事、诗歌和祷文（！）”，兼具女权主义视角和生态学视角，而这两个视角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治疗视角”。你要警惕所有书名中带有“治疗”一词的书，由此判断，《爱、和平与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