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17/26页）

像传统儒学所要求的官员的样子，李鸿章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同时，也常常肩负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当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已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彻的耻辱与灾难，而国内又逢太平天国起义、捻军作乱、匪盗四起，一时这个危机四伏的大清朝更加岌岌可危。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当时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感慨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何以自立！”

所以，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李鸿章等一批官员的努力下，一场旨在自强国家的洋务运动开展起来。而从李鸿章办洋务的实践来看，无论如何他交出了一份可称得上出色的成绩单：1865年，筹办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1870年，建天津机器局；1872年，挑选一批聪颖子弟派往赴美留学；同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1875年，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矿、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行业的早期发展，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方面，他更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对空谈理论的排斥，希望通过踏踏实实地做事，来一点点地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对洋务自强，他充满着信心；对残破的国家，他也从未丧失重整乾坤的自负。

但1894年，注定是李鸿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甲午战败，消息传到朝廷，翁同龢将失败归结为李鸿章消极应战以至贻误战机，于是恼羞成怒的光绪皇帝听从了老师的建议，有些负气般地颁布谕令：“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并削去了其直隶总督的头衔。

这小小的“花翎”之后，凝聚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辱，而是一个国家耗费数十载，历经几代人，以洋务诉求的改革努力。而这一刻，一切都烟消云散。

破灭的外援

1895年初春，北国的天气依然有些凄寒，李鸿章踏上了赴日求和的路程。为了激励这位备受倚重“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光绪再次赏戴李鸿章“三眼花翎”，并将之前褫去的黄马褂一并赐还。

但这一切为时已晚了。“三眼花翎”可以发还，但一个国家错过的机遇则不会再来。光绪皇帝希望李鸿章能够通过外交努力来为战败的中国稍稍挽回些利益。他也明白，讲到外交，除了李鸿章也确实再找不出第二人。

正如梁启超所言：“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届外交之生涯也。”李鸿章的时代，正是这个国家从传统的纳贡体系走出，迈向到近代外交的过程，其间充满着清官员们陌生、迷茫、惊慌与不知所措的种种表情。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无疑是最大胆，也最有成就的一位。他积极地熟悉着国际惯例、学习国际公约，并以一种长期在中国官场中练就的炉火纯青的手段在各国之间周旋，使之相互制约。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尽管很多条约也给他带来不断的非议，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家，他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些“外行”的无知，就在甲午战争之前，“外交”也一直是李鸿章颇为自诩的事情。

在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一味“求和”的态度，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每遇到有战争的端倪，他总是约束下属克制，强调“衅不必自我开”。对外交往，他主张遵守《万国公法》，信守条约，因为他相信，只要中国以诚对待西方国家，他们也能以诚对待中国，以此就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赢得发展洋务的空间和时间。即便是偶然产生冲突，他也寄希望于各国的调停。

这番惨淡经营，自然容易引起清流派的攻击。委婉者说他“隐忍”，激愤者直接就骂其“误国”。但李鸿章依然置之不理。直到中日临战，李鸿章依然相信只要中国遵守条约，就能避免战事的发生，他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韩贼已平，我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倭韩条约，认韩自主，由无干涉内政之权，均难于约外另商办法。”

面对日本毫无顾忌的挑衅，他冀望俄使喀西尼能够调停。俄使开始也信誓旦旦地答应帮忙，但是经过一番利益盘算之后，又电告李鸿章，俄国只能用友谊相劝，不便武力强迫。如果说，国内清流派的批评犹可置之不理的话，那么李鸿章赖以纵横开阖的国际条约体系的破灭则是对其致命的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