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19/26页）

李鸿章甚至托人致信给远逃日本的梁启超，让他致力西学，历练干才，以待有机会再为国效力。显然，此时的李鸿章对自己这一代人，已经没有任何祈求了。此时，李鸿章已经76岁，接近生命的终点，垂暮之年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1900年，北方因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事陷入混乱。此时执掌两广的李鸿章，再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有资料记载，也正在此时，流亡在外的梁启超来到广州，拜会了李鸿章。梁启超献上三策：上策拥两广自立，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权……类似的记载还有：李鸿章在广东期间，其幕僚刘学询曾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同流亡在外的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以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而李鸿章最终的回答则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有人向李鸿章小心翼翼地问及国是，他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完失声流涕。

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

旁听英国议会，坚定了他国民教育的信念；巴黎和会的诡诈，击碎了他心中的公理梦；而欧战的残酷，更让他深刻反思起了西方文化的缺失。但正当他自省之时，这位“立在阵头最前一排的勇士”，骤然发现，自己已经全然落伍了。

1919年10月11日，在欧洲各国游历大半年后，梁启超回到了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公寓。虽然离巴黎城不过二十分钟火车的距离，梁启超和同游们却已无心去那里凑热闹，终日埋头做各自的功课。梁启超给自己的任务便是把一年来欧游的见闻与感想诉诸笔端，这便是日后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欧游心影录》。

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隔窗望去几片顽强的枯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满眼萧条的风景恰如梁启超凄冷沉郁的心情，回想去国赴欧时满心的欢喜与春梦般的憧憬，同样的季节却是冰火两重天地。

在公理的迷梦中启航

梁启超启程前往欧洲时，整个中国都陶醉在一片“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

1918年一个接一个的好消息不断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先是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的14条建议，让中国人开始期待其宣扬的“世界公理”；随后是11月11日，一战以协约国胜利而结束，更让身为协约国一员的中国群情振奋。

威尔逊在14条建议中，为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列国平等，共享大同的良辰美景——国家无论大小，皆有平等地位，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对饱受殖民侵略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于是，中国人欢欣鼓舞，甚至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威尔逊14条已然如此，当协约国战胜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更是兴奋莫名，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弹冠相庆。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间旌旗满街，鼓乐喧天，东交民巷至天安门附近，游人更是拥挤不堪。

狂欢的不仅仅是北京市民，铺天盖地的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纷纷上演。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演讲”。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拉着北大的一班教授上天安门发表演说，而且强令北大学生参加阅兵式和提灯会，参与者“均不记旷课”，不参与则“以旷课论”。

与蔡元培的狂热不同，一手促成中国对德宣战的梁启超对战后的时局还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事实上，中国所谓“参战”无非是输出数万劳工，军队根本没有出动。他在《对德宣战回顾谈》提醒国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虽然英美等国口口声声说自己代表“世界公理”，但梁启超依然担心未放一枪一炮的中国到底能否在和平谈判中分得一杯羹。

与梁启超不谋而合，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同样担心中国在巴黎和谈中缺少必要的“本钱”。于是，他找到了梁启超，希望梁能率知名人士前往欧洲，通过民间外交协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尽管对巴黎和会的谈判深自忧虑，梁启超还是对列强们宣扬的世界公理抱以希望。

1918年12月28日，在一片狂欢声中，梁启超率领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登上日轮“横滨丸”号，一路西行驶向了不寻常的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