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第16/17页）

其四，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中国农村革命和政治、军事力量的影响、推动密不可分，在绝对强势的武装力量面前，西方学者习惯采用并被国内学界推崇的所谓社会史解说，都难免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对相当多农民而言，“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替他创造出幸福来，双手送给他，自己参加斗争是太危险了，不划算”。[255]中共武装1927年后的转向农村为农民送去了革命。就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进程言，在大多数地区，是红军将革命送到了农村，而不是农民自主发展起革命。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领导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开展这样的斗争条件是否成熟，又成为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闽、赣两省成长为革命中心，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256]就毛泽东所说第一个条件看，江西、福建是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政治军事势力都相当薄弱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西控制权长期处于客籍军人手中，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和地方也是各怀心思；福建则是民军蜂起，各不相下，省政几成瘫痪状态。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反共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到是不管的好’。”[257]因此，中共在这里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以致中央巡视员要提醒朱毛等：“你们不要每日专希望军阀战争的爆发，以图得自己的存在，而是要变更战略如何能争取和发动广大的群众，在群众的保卫之下，来扩大至巩固四军的力量。”[258]就第二个条件言，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苏维埃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

强调赣南闽西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的环境、力量因素，绝不意味着否认这里存在内在的革命动力。事实上，在农村贫困的背景下，这一要求在全国普遍存在，关键是，其是否能被调动和发挥。所以，虽然我们在江西、福建看到并不是十分畸形的地权关系，但并不影响这里成为革命的中心；而地主、富农在农村经济危机下遭遇的困境，也不能使他们免于革命的打击。黄仁宇的观察相当程度上窥到了症结所在：“如果贫富的差距就是生死之别，即使是贫富差距不那么明显，也会构成最严重的问题。”[259]

当我们顺着毛泽东的调查走进中央苏区后，为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不妨再听听对手方的看法。陈诚作为当年“剿共”的悍将、日后国民党方面的重臣，他的看法在国民党方面应该分量不轻，其对赣南成为中共根据地的分析更不无见地，某种程度上恰可与毛泽东当年的分析互为印证，他的分析很长，但颇值一读，引录如下：

第一因为地理环境关系，赣南位于赣江上游，地势高峻，山岭重迭，交通极为不便，这是打出没无定的游击战最理想的地带。共党最擅长的就是打游击战，所以他们选定了赣南作主要根据地。而且赣南的经济条件也很优越。赣南虽然山多，但因侵蚀年久，山间溪谷，多冲积成局部平原，颇适宜于耕种。前章提到的瑞金，就是“种一年吃三年”的好地方。其他各县虽不都和瑞金一样，可是出产的种类数量，都很丰富，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所以他们就看中了赣南。

第二因为政治环境关系。江西政治环境最利于共党发展，其故有二：一、江西东面的福建，十九路军驻入以前，政府于此素乏经营，十九路军驻入以后，即逐渐反动，为政府之患。江西南面的广东，形同割据，反抗中央，固已匪伊朝夕。江西西面的湖南，与政府同床异梦，于共党亦无所害。故共党据赣南，所虑者惟北面耳。二、民国以来，江西遭受军阀的摧残，为各省之冠。北伐成功后，人民对于改善政治环境的要求很高，希望非常之大。不想当时国家统一徒俱虚名，军阀割据，内乱迭起，政府对于改善地方政治，有心无力，赣南山乡辽远，遂致更成化外。人民的希望破灭了，在艰苦中挣扎生活，似乎毫无出头之日。这种环境，是共党最易欺骗民众的。所谓贫穷是繁殖红色细菌的温床，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共党看中了赣南的另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