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10/20页）

这一次，皇帝的答复是令人不安的。他根本没有理会耆英关于战争的警告，而是表示了对黄竹岐处决的恐惧，他认为总督的严厉作法可能会失去民心。[127]

耆英写了第三份奏折，它是在1月12日送到北京的。他在奏折中申明了将四个村民在出事地点正法的必要，那时他肯定尚未接到皇帝的告诫。徐广缙的调查表明，六名英国人事先并没有向杀害他们的凶手挑衅。当地的重要官员，甚至乡绅、团练的首领和徐广缙都认为只有立即惩处村民，才可能防止英国人对广州城的进攻。同时，政府也没有失去民众的支持。地方官与有声望的绅士、村中长老正携手并肩，共同维持地方秩序，清除潜在的土匪。[128]

但是，同巴麦尊一样，皇帝也是从相反的方面看问题的。首先，英国人到黄竹岐去做什么？诱发事件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的出现，而不是村民的行为。[129]

耆英不能使道光皇帝相信他的作法是正确的，于是，1848年2月3日，徐广缙代替这位年迈的满族人，做了两广总督和办理善后及通商事宜钦差大臣。与此同时，叶名琛被任命为广东巡抚。皇帝自信地对军机处解释说：“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迁就。”[130]3月1日，耆英接到了皇帝的命令，他立即向徐广缙移交了印信，并于两星期后不光彩地离开广州赴京。广州人的排外及反洋人情绪使他丢失了职位；甚至最后丢失了生命。

事情已经决定。必须保住百姓对朝廷的忠心，即使这意味着冒战争的风险。没有人注意耆英关于初期的叛乱、关于失去控制的团练运动将会毁坏这个省的警告。排外的情绪散布开来，徐广缙将试图去驾驭它，而在他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圆明园废墟上摇曳的火光。

九

1849年的胜利

总督密召诸乡团练，先后至者逾十万人。自乘扁舟赴英船，告以众怒不可犯。耆老十余辈迭入领事馆，陈说百端。英酋方谋留总督为质，两岸练勇呼声震天，英酋惧，请仍修旧好，不复言入城事。于是粤人益自得，谓洋人固易制也。

薛福成[131]

1848年3月16日，行事谨慎的新加坡总督乔治·文翰接替德庇时爵士，出任全权公使和香港总督。在那年春天和夏天，公使向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小心地提到了进城问题。[132]因为，按照耆英与德庇时签订的虎门协定，英国人可在第二年春天即1849年4月进城。但是，徐广缙傲慢地不理睬这件事。他的被任命等于取消了他的前任在外交上的安排。由于中国人不熟悉国际法或“全权”概念的意义，所以他们把一项特定的政策只看作是某个特定个人的作品，如果他离职，那么这项政策也就随之而去。当时大多数人关心的虎门协定也随着其作者耆英的去职而被摈弃。

令人惊异的是文翰本人也倾向于取消进城的最后期限，不过理由不同。他告诉巴麦尊：“阁下知道，由于殖民部的命令，我不能从香港调动军队；但如果不显示军事力量，我认为进城的努力是徒劳的。而且我个人一直不认为进城之事有这么重要。”[133]当时在华的英国人的看法分为两派。在广州的商人、香港的英国人以及一些像德庇时爵士这样的中国问题老手，都认为广州是使中国实行理智的政策的关键。如果能够粉碎那里的抵抗，帝国对英国的妄自尊大的外交政策就会发生变化。另一派则认为这是一种近视的观点。北京会不理睬南方发生的灾祸，皇帝会撤掉没有威信的总督，任命一个接替的人，但仍把夷人限制在帝国偏远的角落中。璞鼎查就是这样看的。阿礼国[134]与文翰可能也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文翰想完全避开广州问题。官方的反对太强烈，民众的排外太狂热，是不会让英国人和平地进城的。这样，有必要来一次大规模的、野蛮的武力示威，而这将干扰广州的贸易。不同的是，文翰想向北航行至白河，在那里他能直接向清廷提出关于税率等问题的建议。必要时，他可以封锁长江并以切断北京的粮食供应相威胁。[135]

巴麦尊由于长期受到德庇时报告的影响，对此十分犹豫。1848年9月，文翰的第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公文送到伦敦后，外交大臣仍命令他继续催促解决进城问题。公使在12月收到指示，就顺从地着手安排同徐广缙会面。[136]1月底，两人都同意在1849年2月17日会谈，地点是在虎门的中国水师提督衙门。[137]但有一个问题：巴麦尊对文翰的不乐观的报告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改变了主意。在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步骤之前，最好是等待，等到出现更多的明显违反条约的事件。文翰几乎是在同中国总督会谈的前夕才收到这些新指示的。于是，当英国政府已决定搁置进城问题时，英国公使却无望地开始了旨在强迫徐广缙向英国人敞开广州城门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