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9/20页）

但在当时，团练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房地产危机”结果是一场虚惊。1847年6月7日，河南的房产主们终于明白英国人是打算租用而不是买地作为货栈。但是，市郊的一些更加蒙昧的村庄仍继续对夷人的出现表示不满。到8月3日，英国商会终于决定，不论能得到多大好处，也不值得引起公众的无谓纷扰。[112]

广州城很快平静下来。但是，在广州周围的农村，1847年夏、秋两季却不断发生反洋人的事件。鲁莽得惊人的英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被咒骂，被投以石子，被抢劫，被番禺、南海县的农民赶回城。每一次，耆英都尽力安抚德庇时，袭击者总是很快地受到处罚；同时，不断在乡间贴出告示，劝告人们节制。耆英虽然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却不能使英国人避免越来越多的烦恼，而耆英对每一次新的事件的处理，却使他在绅士们的眼中越发显得是个姑息迁就的人。终于，发生了一件不是简单的告示或鞭笞所能解决的事件：黄竹岐的残暴的杀人案。

黄竹岐是南海县恩洲南边的一个小村，与广州隔岸相对。这个村子曾参加过升平社学。1847年8月间，时常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忙于进行操练。有一次，一群狂热的乡勇曾向一艘满载外国人的游船开火，但没有打伤人。[113]1847年12月6日早晨，六名年轻的英国人在黄竹岐附近上岸打水鸟，下午很晚了尚未返回。一个当地的船夫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和乡勇们的敲锣声，惊慌地急忙返回商馆报告说这些人失踪了。[114]第二天早晨，流言传到广州，说乡民已杀死这六个人。那些懒散地加入了自卫团的外国商人被激活跃起来。他们武装了自己，正要离开商馆前往黄竹岐时，马额峨领事知道了他们的计划，赶来阻止了他们。[115]

12月8日，预示不祥的告示出现了。升平司令部发表文告，用鄙夷的词句指责英国人。[116]很显然，这里正酝酿着一些事情。第二天，所有的流言及怀疑都得到了证实。找到了两个被残酷杀害的年轻人的尸体，遍身都是刀砍的伤痕。另外四具尸体据说仍在黄竹岐。[117]

德庇时对此极为震惊、愤怒。但他知道，他不能使事态发展得过远。在那年春天达格拉将军的进攻之后，伦敦曾指示他，以后未得到事先的准许不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但耆英不会知道这一严厉的指示，所以有可能对他进行恫吓，把他逼入困境。德庇时对这件事的处理再正确不过了。当他刚刚威胁着要把全部外国人从广州撤走作为战争的前奏时，总督立即屈服了。[118]耆英清楚地记得虎门炮台的失守，他决定要在黄竹岐的事件上做出个样子来。八旗兵占领了村子，有四个人立即被斩首，其余十五人被捕交付审判。[119]省里的三名高级官员亲自访问了南海、番禺县的主要村镇，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骚扰外国人，否则必遭同样下场。[120]官府还张贴告示说：

如邻里间互不相扰，有德行、有教养者就能安居。轻启争斗，何能各保家宅安宁？愤怒中采取行动，就会无意间蹈个人危险之机戾……自本命令至乡绅和乡村中其他人等时起，务须父诫其子，兄教其弟，遇洋人四处散步、打猎或在村口河岸钓鱼，如无妨碍村民之事，切勿加以理会。[121]

耆英还试图在绅士与“不可靠”的乡村分子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对他说来，反洋人运动最危险的方面在于它表现出的对社会的威胁。狂热主义会导致战争，从而又会产生盗匪、抢掠及社会叛乱。他坚信，绅士们会及时认识到这一危险。广东的守法势力一定要明白，温和的外交政策最好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不幸的是，总督低估了敌意所产生的统一力量。在19世纪40年代中，虽然有土匪出没，有秘密会社的活动，但是来自外国的威胁却使农村各阶级团结在一起了。耆英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他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的人，被非理性的力量所迷乱、困惑并最终压垮。现在，时候到了。皇帝的权威在南方由于这些麻烦而渐渐削弱。

12月及1月间，耆英给皇帝的奏折中反复地强调了对洋人入侵的担心。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伪装为强硬派[122]，其实很显然，他更强调安抚夷人而不是广州人。[123]皇帝认为耆英采取的三项主要措施是稳妥的：要求英国约束他的侨民；要求地方官稳定农村地区以免给洋人以入侵的借口；秘密做好准备，以防英国人再次进攻虎门。不过，赔偿问题仍未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可怜的耆英仍踌躇未决。一方面，道光皇帝同意“坚决镇压”那些地方上的闹事者，但是，在谕旨未尾，他又郑重地告诫军机处，总督应“妥为办理，务使各得其平，勿令有失民心，是为至要”[124]。1月2日，皇帝知道了在黄竹岐的处决。耆英向他保证说，洋人入侵并非迫在眉睫。但是由于对德庇时1847年4月出人意料的行动记忆犹新，他再一次提醒皇帝，洋人就像狗一样，一旦被激怒，就会难以钳束。新年临近，商人要清理账目，但英国人仍可能发作其无名怒火。[125]因为夷人办事所依据的是规章，而不是礼或理。他们是以难以预料的方式行事的。[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