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13/20页）

英国人很高兴。公众的敌意已经消除，行商们仍如以前一样购买货物。仍可望经广州运出红绿茶。英国的羊毛、棉花进口量在那一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总计几乎达到800万元。茶叶、生丝以及桂皮等物一年出口量约1, 700万元。同时，销售了4万箱鸦片，收入几乎达2000万元。[164]

不过，行商们仍不满意。他们过去长期在旧的垄断制度下作生意并做得很好，不会赞赏新的自由竞争的市场。1844年和1845年中，他们不断地尝试重新建立某种形式的包税制或垄断资本形式。有的人企图垄断铁贸易，棉花商希望对棉花征四钱税。经过广州的茶叶贸易仍人为地保持着不等的过境税。桂皮生意由一个广州商人包揽，他的费用比关税高出50%以上。耆英甚至要求德庇时同意100名广东商人享有对外贸易的特权。[165]旧的传统是很难打破的。1844年广州贸易的繁荣似乎证实了英国人拒绝同意恢复“旧制度”是正确的。然而，好景不长。

1845年，英国的工业、铁路投机热引起了不可避免的经济破产。次年，1846年秋几乎没有收成。1847年8月，谷物市场的投机商也遭破产。1847年10月，英国的银行停止兑付支票。[166]危机是短暂的。但是，当英国正在复苏时，经济萧条的冲击波及了广州。

在1844和1845年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广州外国商人的进货量超过了市场的需求。为国内市场所困扰的曼彻斯特纺织公司，对这种过分的乐观渐渐厌倦了。他们的毛织物在广州经常卖不出去，不受欢迎，还要支付货栈租金。到了1847年，曼彻斯特的商人们不愿再投机于海运货物。甚至最有声望最有信誉的怡和洋行也不得不预购一半的英国工业品和其他产品，并且在货物售出后也只能拿到50%的货款。[167]在广州的各英国公司的资本都渐渐被冻结了，资金紧张起来。那些新近从事外贸的中国商号，在繁荣时期向老行商或山西票号借了大笔的钱，现在突然间要求还清，被迫宣告破产。[168]1847年，进口的英国工业品越来越少，丝茶出口也直线下降。

茶叶贸易在资金危机过后很快恢复过来。1838到1842年间，每年出口茶叶4200万磅。但从1844到1851年，年平均出口量猛增至6400万磅。那些杞忧者关于新的条约口岸将会挤垮广州的茶叶贸易的预言，似乎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乐观主义者忽视了一个问题：广州同中原地区之间，横亘着大庾岭山脉。所有的货物都必须经过又高又陡的陈岭或梅岭的狭窄小路。这就使得广州的商业可能成为能控制这两条通路的造反者或匪徒手中的抵押品。最初，这一点看起来并不重要。当新的通商口岸开辟后，红茶和浙江、安徽的茶叶自然地开始流向上海，但是江西、湖北、湖南的茶叶仍旧在广州交易。广州人认为这些贸易可以补偿那些失去了的市场。这是近视的观点。因为茶叶贸易现在从地理上划分为两部分。北方的茶叶流向上海，南方的茶叶送往广州。北江上游及梅岭通道的船夫和苦力突然间失去了工作。他们在远处运茶线路上的同行仍同往常一样，而他们，作为长江流域南部老式运输的主要中间转运人，却失业了。梅岭地区10万失业的脚夫和北江流域上万名贫困的船民成了秘密社会或匪帮的现成招募对象。由于骚乱增加，可搬运的货物减少，失业扩大。这种失业不稳定的循环，对华中和广州都是灾难。到太平军在这些地区作战时，船民与苦力都卷了进去，广州的茶叶贸易额几乎下跌到只有原来的一半。[169]

茶叶贸易的变化并不是40年代中期的商业危机直接引起的；但是，纺织品市场的变化却是1847年商业危机直接影响的结果。[170]优质生丝出产于一片100英里长的狭长地带，上海即在其东南角。由于上海的商号供货能很快适应当前的需求，上海有成为中国生丝主要交易中心之势。资金危机只不过是把可能变成了现实。当远离产地中心的广州囤聚了过多的货物时，上海跃居领先地位。广州不再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了。[171]

首先感到这一收缩的是当地的搬运工、货栈主、钱币兑换商以及买办等依靠外贸谋生的人。伴随着反洋人运动而来的城市的很多不稳定，可能就是这一经济危机的表现。[172]最后，连大商号也受到了影响。因为生丝贸易的衰落，许多老行商开始专营茶业，还有的人越来越转向经营高利贷。鸦片战争以后，需要资金以重新建设。公行在高利率下乐意提供资金。[173]但是，“新制度”和贸易状况的变化共同造成的影响是无法克服的。到1900年时，所有的行商，除了怡和行的后裔，均已穷困潦倒，默默无闻。就是伍家的巨额财产，也只剩下10万元了。[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