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 （1850—1856）（第17/21页）

[27]要准确认识每一个宗族村是多么封闭和它们相互间的敌意，是困难的。例如在近代汕头的周围地区，男人入赘本村（而非女子嫁出）的婚姻几乎是社会所不承认的；寡妇同外村男子结婚也是禁止的。这两种婚约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在本村男子中引进外姓人，这就威胁了宗族的统一。这种严酷的社会习俗，甚至是有的宗族在道德上感到自豪的根源。见《华南的农村生活》，第81—82页。

[28]资料来源：《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293页。《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29]关于族长的叙述，见《华南的农村生活》，第110—117页；《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第175页。

[30]有关对福建后来发生的这个过程的描述，见《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第68页。

[31]《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第40页。

[32]今屈诚二：《清代农村组织的近代化》，第191—192页。佐佐木正哉在《顺德县绅士与东海十六沙》一文中讨论并反驳了这篇文章，见《近代中国研究》，3∶163—232页。关于秘密社会与宗族间关系的讨论，见《客家》，第6页。

[33]《原始的叛乱》，第4页。

[34]英译文见J.S.M.Ward和W.G.Stirling: 《洪门》，伦敦，1925，1: 49页。

[35]民国《东莞县志》，卷33, 22上—22下。民国《顺德县志》，卷23, 3下。光绪《广州府志》，卷81, 30上。《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13下—17上。《中国丛报》1∶80页，1832年5月—1833年4月。Henri Cordier：《中国的秘密社会》，巴黎，1888，第4页。

[36]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北平，1935，卷2, 6上—10上。

[37]红与洪是同音字。

[38]《中国的秘密社会》，第13页。B.Favre: 《秘密社会在中国》，巴黎，1933，第5章。《中国丛报》，14∶59—69页，1845年1—12月。《洪门》，第5章。《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 1下—2上。

[39]《清代通史》，第3卷，第1—4页。杨庆堃：《宗教与中国社会：宗教的现代社会职能及其若干历史因素的研究》（以下简称《宗教与中国社会》），伯克利和洛杉矶，1961，第220页。魏源：《圣武记》，1842，台北影印本，1963，卷7, 41上—45上。《中国丛报》，1: 29—31、207页。郭士立：《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地形等的展示》，伦敦，1838，1: 157—158页。J.J.M.de Groot: 《中国的宗派意识与宗教迫害：宗教史之一页》，阿姆斯特丹，1903，2: 485—550页。《乡村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第291—293页。《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Paul Pelliot：《对“洪门”一书的评论》，载于《通报》，25∶444—448页，1928。

[40]这一看法系根据齐马尔关于“秘密”问题之研究，见Kurt H.Wolff译《齐马尔之社会学》，第330—376页。

[41]《洪门》，1∶61—63页英译。

[42]《洪门》，1∶72页。又见Gustave Schlegel：《天地会：洪门》，巴达维亚，1866，第6篇。

[43]《洪门》，1∶73页英译。

[44]杨庆堃：《中国的思想与宗教间的功能关系》，载于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芝加哥，1957，第286页。Morton H.Fried: 《中国社会的结构》，纽约，1953，第230页。

[45]Lucien Bianco：《十九世纪中华帝国的劳动阶级和危险阶层》，载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年鉴》，17.6: 1175—1182页，1962年12月。

[46]Marion Levy：《近代中国的家庭革命》，马萨诸塞，剑桥，1949，第58—59页。

[47]这又是一个文字游戏。明朝的明字，是光明的象征。满清王朝的清字，常用来表示“清洁”，但略去偏旁，就成了同音异义表示暗绿的“青”字。于是，口头仪式产生了反清斗争的热烈情感：明亮对黑暗，好对坏，明对清。光明，善良和救世的燃烧的火焰，几乎存在于所有的隐喻仪式中。

[48]《洪门》，1∶58页英译，又见1：第4章、3：第10章。

[49]“革命党”（Revolutionary）和“革命者”（Revolutionalist）之区别，见Byran A.Wil-son：《比较前景中的千禧年说》，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6.1: 95页，1963年10月。

[50]村松祐次：《中国造反观念中的某些主题》，载于《儒家信仰》，第241—267页。

[51]《广州城的描述，附录包括关于中华帝国人口、中国度量衡和广州进出口的报告》，广州，1839，第10—13页。

[52]见《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首，3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