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13/17页）

又《潜夫论·实边》：

诏书法令：二十万口，边郡十万，岁举孝廉一人，员除世举廉吏一人。

清人汪继培笺彭铎校引俞樾说，员除当作员际，世当作卅，三十人也，“言满三十员，则举一廉吏也”。这就直接证明了东汉郡守兼举孝廉、廉吏。西汉武帝时孝廉郡国岁举2人，东汉和帝时改为以口为率每20万人举1人，边郡10万人举1人，故《实边》所引之诏当即为和帝诏，知此时廉吏亦以员为率而举。又《隶释》卷七《车骑将军冯绲碑》：

五官掾、功曹。举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广都长。遭值荒乱，以德绥抚，政化流行，到官四载，功称显著，郡察廉吏，州举尤异，迁楗为武阳令。

冯绲先举孝廉，又察廉吏，举主皆为郡守。而且由其以功曹举孝廉后又以县长察廉吏之情况看，廉吏规格未必一定低于孝廉。总之，东汉郡守同时承担着孝廉与廉吏之举，那么，徐天麟东汉察廉合入孝廉之说，就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西汉情况如何呢?我们首先看《汉书·黄霸传》所记宣帝五凤三年张敞奏语：

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所以劝善禁奸，条贯详备，不可复加。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悌、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郡事皆以义法令捡式，毋得擅为条教。

这条材料证明，第一，其时孝廉自为一科，并非“孝”、“廉”两分；第二，孝廉、廉吏两立并列，举主均为郡守，廉吏科应为岁举；第三，这一制度乃是汉家旧制，非始行于此时，所以说“条贯详备，不可复加”。

《黄霸传》又记曰：

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署右职，使领郡钱谷计簿，书正，以廉称，察补河东均输长。复察廉，为河南太守丞。

又《史记》褚少孙补《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黄霸家在阳夏，以役使徙云阳，以廉吏为河内守丞。

黄霸第一次“以廉称，察补”，第二次“复察廉”。后一次所补为河南太守丞抑或河内守丞，已不可考知。但《汉书·黄霸传》之“复察廉”，褚少孙却明记为“廉吏”，这一重要事实，说明“察廉”与“察廉吏”本为一事，前者为后者之省称。由“复察廉”之“复”字，知黄霸第一次以“廉”察补，也应是“廉吏”之举。第二次以郡均输长而察，举主大约是大司农；第一次显然是为郡守所举，即张敞奏语中所言二千石所察之“孝廉、廉吏”之后一项。这一次察举约在昭帝初年。大约与之同时，路温舒以郡决曹史“举孝廉，为山邑丞”(见《汉书·路温舒传》)。可见，昭帝初年之孝廉与廉吏，也是分为二途，并不混同的。

史籍中所见汉之“察廉”，均应视为廉吏之举，即令郡守所举者，亦与孝廉无涉。《汉书》中明记为郡守之察廉者，有《酷吏传》太守严延年“察狱史廉”，《王尊传》“太守察尊廉，补辽西盐官长”，约在宣帝之时；《薛宣传》琅邪太守“察宣廉，迁乐浪都尉丞”，约在元帝之时。又有以郡吏察廉者，如《尹翁归传》记其以郡督邮“举廉为缑氏尉”，《张敞传》记其“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约在昭、宣之时。《尹赏传》记其“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约在成帝之时。郡吏察廉的举主也应为郡守。上述郡守所察之廉吏，与孝廉之举均不相涉。

说孝廉与廉吏两不相涉，其理由还在于二者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异，不大可能混同。下面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前引《汉书·黄霸传》“以廉称，察补河东均输长”句颜师古注曰：

以廉见察而迁补。

这就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廉吏一科的特点。就是说，廉吏是长官将优秀吏员举报于上司而加迁补的科目。又《汉书·平帝纪》元始元年正月诏曰：

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者，复其属；其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

颜师古注曰：

言宗室为吏者，皆令举廉，各从本秩；而依廉吏迁之为佐史者，例补四百石。

上文录自中华书局标点本。但这两段文字的标点均不正确，皆须订正。《汉书·百官公卿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颜师古注引《汉官名秩簿》：“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也”。佐史为吏之最卑者，不会有“为吏举廉佐史”之事；因为宗室为吏者不可能只有佐史。“依廉吏迁之为佐史者”更为费解，由高迁低，于理难通。今试据文义重新标点如下：

其为吏，举廉；佐史，补四百石。

言宗室为吏者，皆令举廉，各从本秩而依廉吏迁之；为佐者，例补四百石。

如此庶几更近原意。由此又见，“廉吏”之待遇是“各从本秩迁之”。颜师古能看到的汉代史料当然远较今人为多。综合他对《黄霸传》及《平帝纪》的注释，可以将“廉吏”之特征概括为“以廉见察，而各从本秩迁之”。《汉旧仪》曰：“旧制，令六百石以上，尚书调拜迁；四百石长相至二百石，丞相调除……郡国百石，二千石调。”廉吏迁拜之主司，亦当准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