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14/17页）

这便与孝廉一科有很大差别。孝廉相当郡国向中央“贡士”，取“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之意；举后则先入郎署宿卫。《汉书·董仲舒传》：“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北堂书钞》卷七九引《汉旧仪》：“武帝(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诣御史举试，拜为郎中。”廉吏之任用是依本秩迁补；而孝廉却不管本秩高低，一律拜为郎中。查《汉书》各传所见之“察廉”十七八人次，包括郡守所察者，正无一人拜为郎中；而孝廉约十七八例，多有举后拜郎的明确记载，未记拜郎者，史家也早已指出是史传省文。《汉书·京房传》：“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初元四年以孝廉为郎。”京房之“察举补小黄令”，当即为廉吏之举。此例正见孝廉与廉吏之别：一直接迁补，一入朝宿卫为郎。

从《平帝纪》“其为吏，举廉”而“佐史，补四百石”的规定来看，佐史还没有被察廉吏的资格，但斗食已可察廉。《汉书·薛宣传》：“后以大司农斗食属察廉，补不其丞。”察廉还有一个上限。《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诏：“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韦昭注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复举为廉吏也。”就是说，廉吏之举限制在斗食和六百石之间的吏员。但孝廉就不同了，它面向一切“吏民之贤者”。西汉孝廉半数来自布衣平民，如王骏、杜邺、师丹、冯逡、孟喜等。从举主看，孝廉之举主当然只限于郡守国相；而廉吏之举主除郡守外，还有大司农举者，如黄霸、薛宣；有御史大夫举者，如萧望之；有太常举者，如朱博；有光禄勋举者，如王嘉；有大鸿胪举者，如平当；有县令举者，如王立。这都反映了廉吏自成一类。

至此，我们已可把廉吏和孝廉的差别概述如下：

第一，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

第二，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面向所有吏民；

第三，廉吏一般根据本秩直接迁补，而孝廉则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

第四，廉吏举主广泛，也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主则仅限于郡守国相。

根据二者的如上差异，我以为它们相混的可能性很小，在开始这两科就并非一事，后来也没有合为一科。

这样，我们也才能解释如下材料。《汉书·赵广汉传》：“举茂材，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时约昭帝。茂才之举高于孝廉，故劳榦说茂才较孝廉“更为可贵”，黄留珠亦言“试看两汉察举孝廉茂材的史实，全是先举孝廉而后察茂才，绝然找不到一个先察茂才后举孝廉的例子”。然而这条史料偏偏是先举茂才后“察廉”的，那么就只有说“察廉”与举孝廉并非一事，才解释得通。

至此，昭帝以后的情况可能较清晰，但武帝之时的情况仍然有待讨论。《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而元朔元年有司奏语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句。这里之“察廉”，确实是贡上为郎宿卫的那种察举。但对之的解释也并不困难。因为此时郡守既承担着对宿卫为郎的“廉”者的察举，也承担着那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廉吏”之举，二者仍不相混。特别是，贡上而宿卫为郎的“孝”与“廉”的举主、性质、任用完全相同，对兼有孝、廉二德者偏取其一也无必要，因此在实施之中，无论以“孝”举者还是以“廉”举者，全都是统称为“孝廉”的。在昭帝初路温舒得举时，就已经合称为“举孝廉”了。《汉书》之中，“举孝廉”与“察廉”、“举廉吏”有明确区别，各有其指。

顺便说明，黄留珠以为武帝元光元年举孝廉，各郡国所举员额为一人，非二人。但他提出的证据并不强硬。按董仲舒请行察举，所请为“岁贡各二人”；又直至东汉和帝改制，口20万举孝廉一人之前，各郡国所举孝廉皆为二人。所以孝廉设科之初是郡国岁贡二人之说，仍可成立。

上面说武帝时郡守在举孝廉之同时就已经承担着那种“见察而依本秩迁补”的吏员察举，这并不是凭空臆测。《史记·酷吏列传》：

杨仆者，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案举以为能，迁为御史。

“案举”意同于“察举”，很可能还就是“察举”之误。又：

杜周者，南阳杜衍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

“以为爪牙”即以之为郡吏之意。因为《酷吏列传》记义纵为南阳太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