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第16/19页）

在具体问题上，王时雍都听徐秉哲的主意。两个兴兴头头地去找萧庆，说了自己的计划，并要求调动人手，宽限日期。萧庆不敢怠慢，立刻回大营向刘彦宗请示，转报二帅，当夜就给了王、徐回音，传谕嘉奖，日期准宽到明年元宵节。只有范琼另有任使，暂时不让他在这块油汪汪的肥肉上染指。

不过几天的准备，大规模的“根刮”运动就在东京城内一坊坊、一路路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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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刮”这个词儿并非传统用语，靖康以前，北宋政府的文告中没有出现过这一词汇。即使在杀人如麻的五代时，杀了一个大臣，彻底查抄其家产，公私文告中不过说“籍没其家”而已，既不用这个“刮”字，更没有用那个“根”字。根刮是“外来语”，是女真贵族以及为女真贵族利益服务的奚、契丹及汉儿们发明创造，通过战争的暴力输入北宋的。

所谓“刮”，就是利用政权或依附于政权的各种势力从别人身上榨取油水。这是宋朝大大小小的官儿经常惯做之事，但不是他们常常愿意见到的字眼。

“刮”虽然习见常有，但是“根刮”这种行为还是很少见的。它违反儒家的传统思想，越出了基本上受到儒家思想支配的汉族官员们的道德范畴。

罩上一层薄纱的“刮”是被允许的，把一切都刮得光光的根刮却受到反对。儒家思想的一个要点是要为人们留点余地。人总归是人，即使他是奴隶，是天生受刮的人，只要不把他诛之于市，与众共弃，他就有活下去的权利。要动手术，也得给他留一只根，留一条尾巴，让他再生再长，这样才有可能进行第二次的刮、第三次的聚敛。在这一点上，不消说，先进的儒家比野蛮落后的女真贵族、契丹贵族高明得多了。

不管从什么角度出发，多少接受过一点儒家思想的王时雍、徐秉哲等人也不例外。在此以前，已有过几次在文告上来件照抄，写上了“根刮”这个新词儿，用以威吓老百姓，但直到自己的骷髅头受到真正的威胁时，他们才第一次认真研究这个词儿的含义，并且违背自己的意愿，加以全面的实施。

在他们上下一致、戮力协作下，根刮进行得相当顺利，执行中也格外野蛮、残暴，成绩斐然可观。第一、第二层主子不单看表面上火炽的程度（那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主要是根据每天的进账来考核成绩，决定对第三层的奴才传令嘉奖或者严词训斥，执行不力的当然还有更严厉的行遣发落。

从现在开始到靖康二年元宵佳节的一个月中，不，应该说从金军入城直到翌年四月初一金人撤离东京、大军去绝的四个月中，根刮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高潮之后又有高潮，简直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是大规模的不流血的杀人。

根刮金银财宝以外的物资，开了第一炮的是马。

渊圣回銮后的第三天，萧庆就移文开封府索马一万匹。移文用于平行的机关，平行只限于文件的格式，就实际而言，萧庆的移文就是圣旨。王、徐奉命唯谨，反应神速，当天就在大街和朝堂上揭榜：御马以下并拘籍，隐藏者全家行军法，许人告，赏三千贯。在京除执政侍从卿监郎官许留一匹外，其余官民家马匹，不论牝牡骥驹，扫数入官，转送大金使用。

政宣以来，马政窳败，经常性的规章制度都被破坏了。朝廷专管马匹的机构太仆寺群牧司原在城外牟驼冈孳养良马两万匹，此时早已影踪不见。京师的好马良骥除内廷外，一时集中于侍卫亲军马军司。经过两次围城之战，禁军星散，大部分的战马或战死，或被人骑着逃亡，或被盗窃转卖，名为萃天下骑兵劲旅的马军司，这时既少军士又乏战马，只剩下少数羸兵以及一些老弱病残的疲马应付应付门面，勉强维持个机构而已。现在这几匹疲马也被征去，索性把招牌卸下来，撤销了马军一司，倒也清净。

官马征不到，只好在民间大索，开封府雷厉风行，马又是庞然大物，无法隐匿，不到几天工夫，民间用以代步、拉车，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马匹都被搜出来交公。东京毕竟是大城市，一索就得马七千匹，比较金人要索之数只打了个七折，这件任务完成得不错，受到嘉奖。

奉令前往金营缴纳马匹的使役都是从骐骥院的内监和侍卫亲军马军司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多年豢养马匹，大半生都与马打交道，与马发生了感情，一旦要交出去让金人使用，不禁内愧于心。控马缴纳时，沿途受到老百姓的詈骂，有的还挨到老百姓投掷过来的砖头石片，他们都默默地避开去，有的悲从中来，索性挽住缰绳，坐到地下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