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开皇之治（第12/15页）

相比较贵族制的固步自封和民主制的放任自流，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政治制度是完美的，因为这能保证，国家中的所有人都做他们最擅长的事，同样，取得统治权的哲学王就是这个国家中最有统治才华的人。在柏拉图看来，最优越的政治制度岂非如此？人得其位，各展所长？

这就是柏拉图所认为的最好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是两个层面，一是教育——这是普及型的教育，二是考试——这是为了选拔社会阶层。

很遗憾，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整个西方历史上都未能出现；相反，西方历史在朝着柏拉图和老师苏格拉底所反对的那个方向前进，而如今为广大愤青同志们所一再推崇的现代民主制，是由雅典民主制为雏形发展革新而来的。

真正选择了柏拉图理想国式道路的，不是与古希腊文明一脉相承的西方文明，而是远在东方的，没有受到柏拉图影响的中国。

下面就让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科举制度吧。

西方的现代民主制，是由英国的议会制度发展而来的。

英国的议会制度，某种意义上说，就像个吸盘一样，不断将有力量的社会阶层吸纳进政治决策层——最初，议会的主体是世袭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被认为是人类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大宪章》，最初也不过是贵族和国王斗争的产物），然后，逐渐吸纳了骑士、平民，并最终一步步发展到最后的阶段。

议会制度，其所解决的问题，乃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利益分配问题。

然后，就是被我们一度全盘否定了的科举制了。

科举制的意义，于杨坚而言，无外乎两条，一是为国提供更广泛的人才渠道；二是打破世族大家对官场的垄断，从根本上冲击门阀政治。

经过多个朝代的发展和革新，到了明朝的时候，科举制最终成为了中国政治最基础的制度，当时中国90%以上的官僚，来自于科举。

当此之时，中国再也没有世袭贵族，也几乎没有世袭特权，我们可以说，中国依然存在贫富分化，但是，我们却很难说，明朝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理论上说，明朝只存在一个特权贵族——那就是朱明皇室。

当然，朱明皇室所有的特权也是很有限的，他们被严格排除在了统治核心层之外，他们不能参加科举，无法参政议政，他们成年后就要前往藩邸，然后受到一系列严格的限制：

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举人、落职知县等担任，成了位置闲散之地。

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即奏请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宗室不得擅离境外，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请名、请婚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

（摘自《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篇》）

由此种种限制，朱明皇室几乎是完全与政治隔绝，甚至是与世隔绝，那么，他们的特权在哪里呢？就两个字——宗禄。

所以，明朝的宗室其实非常可怜，一旦无法成为君王，他们的人生就只剩下了四个字——混吃等死。

很多人批评明朝的宗室制度，认为养了一堆对社会毫无帮助的寄生虫，但是，我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批评者，难道能想出更好的宗室制度吗？

既然连宗室都是没有政治特权只有经济特权的一类人，那么，明朝的社会特征就展露无疑了——这是一个标准的平民社会。

所谓平民社会，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社会存在阶层——贫富差距总是存在，有人富，有人穷，无法避免；但是，这个社会不存在阶级，因为，所谓的“贫富”，是没有世袭性质的，所以中国流传一句“富不过三代”的俗语，概为中国社会特征的一个极为鲜明的写照。

而科举制度，则是平民社会的奠基石，这个制度保证了任何一个人理论上都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层，也就是所谓的“公平”，也就是所谓的“民主”，但同时，所有想要进入权力核心层的人，都必须具备治国知识，这就是所谓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