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开皇之治（第9/15页）

杨坚的朴素，贯穿了他的一生，这一点很不容易，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首屈一指。在生活的简朴方面，历代皇帝能跟杨坚一较高下的，似乎也就是西汉文帝和南梁的萧衍，然而，汉文帝的朴素，客观因素乃是西汉刚刚建国，国力不足；而萧衍的朴素，只是他的个人风格，他的朴素并没有能起到榜样和表率作用，相反，他的溺爱和纵容，让他的子孙们，都成为了自私自利的吸血鬼。

杨坚的朴素，其可贵，就可贵在他能奢侈，却不奢侈；而且，他不仅仅只是自己严格要求，而且对国家，对臣民，对子女，都严格要求，形成了社会风尚。

在《炀帝篇》里我们会知道，杨坚一共五个儿子，其中太子杨勇和秦王杨俊，都是因为不符合“简朴”这一条，而多次遭到杨坚的斥责，甚至，到最后，杨勇和杨俊都因此遭到了废黜。

对于杨勇，杨坚曾经三令五申，多次教导他要节俭，甚至上纲上线，上升到王朝的兴衰安危的高度，有一次杨坚是这么说的：“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观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常所食也。若存记前事，应知我心。”

可惜的是，杨坚的要求太严格，杨勇的自制力不够，所以，太子当不下去了。

对子女如此，对臣民更不用说。

曾经有个机构，送干姜到宫中，一开始用的是布袋，杨坚就对此大为心疼，认为过于浪费。结果呢，这个机构不开窍，还以为是杨坚认为用的材质不好，下次送香进宫，竟用了毡袋装裹，这下彻底把杨坚惹怒了，当即把这位蠢材领过来，痛扁一顿，才让手下知道，他这俭素二字，不是虚言。

当时的元宵节，是举国欢腾，大肆庆祝的日子，“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大臣柳彧对此就不是很看得惯，上奏疏如下：

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搬出了古时的圣王，扯了一堆非礼勿行、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大道理，表明元宵节这种情况，实在不合古风）

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竟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表明元宵节这种风俗，实在不可取，有碍风化，“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实损于民”……）

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康哉《雅》、《颂》，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无为之至乐。敢有犯者，请以故违敕论。（要求朝廷禁绝元宵节庆祝活动）

柳彧要求禁断元宵节的大规模庆祝活动，虽说不免管得太宽，但是，于当时的社会而言，对于提倡“俭素”，也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杨坚的俭素，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俭素，他达到了一种效果，制造了一种社会风气，“天下化之”这四个字，就是对他最好的奖励。

杨坚的生活除了简单之外，还有两个字——忙碌。

史书上对于这一点，有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

《资治通鉴》的评价：

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勤于政事。每旦听朝，日昃忘倦。

《隋书·高祖纪》的遗诏：

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

大臣柳彧的描述：

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亦由群官惧罪，不能自决，取判天旨。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

萧瑀在贞观年间的评价：

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

这些评价基本上可以说明，杨坚是一个极端勤政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曾经柳彧、杨尚希，也都劝过杨坚，说古之圣君都是抓大放小，把事情交给手下办，但是，杨坚不以为然，跟朱元璋一样，他始终更相信自己。

杨坚之所以如此勤政，原因当然很简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创一个太平盛世，让遭遇了300年分裂之苦的中国百姓，重新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