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第18/25页）

午餐后，大家收听官方发言：称昨天的空袭为“恐怖轰炸”。我怕父母又会担心，因为我无法打电话向他们报平安。稍晚，托尼·绍尔马开车载我们去布科夫同霍斯特曼夫妇喝下午茶。西班牙大使比达尔和费德里科·迭斯也在那里。后者描述玛莉亚·皮拉尔及伊格纳西奥·奥亚尔萨瓦尔夫妇遇害时的悲惨细节；他是奉命去辨认尸体的人。奥亚尔萨瓦尔夫妇和另外一对西班牙夫妇玩扑克牌，赢了他们的睡铺，结果赌输的人倒逃过一劫。唯一令人安慰的是他们当场毙命。韦达问我许多关于克鲁曼修柏的问题，因为所有外国使馆迟早都会迁去那里。我却怀疑他们是否等得到那一天。莱莉·霍斯特曼说伊丽莎白·恰夫恰瓦泽现在在摩洛哥管理一个盟军的救护车单位；战前我们俩是非常亲密的朋友。

晚上大家在扬斯费尔德，围坐炉火旁议论沙皇宠臣拉斯普京。

5月1日，星期一

返回柏林，天气仍然很坏。谣传英国皇家空军丢了一个花环在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的坟上，令这一切的杀戮更显得荒谬而毫无意义。

下班后到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和戈特弗里德·克拉姆谈了很久；我们现在成了好朋友。刚认识时他有诸多保留，现在我却发觉他原来感情丰沛。他给我看一个红皮的照片框，里面夹了三张同一个女孩的照片，我认出那是芭芭拉·赫顿。

晚上和珀西·弗雷一起去听莫扎特的歌剧《后宫诱逃》，然后去阿德隆旅馆吃夜宵。跟珀西相处很自在；他总保持超然的态度，却又具有极含蓄的洞见，基本上比较像英国人，不像瑞士人。他陪我步行穿过蒂尔加滕回家，后来被我们房子周围的瓦砾绊了几跤，不时还得爬过碎砖堆成的小丘，令他感到惊异；我却没有同感。我们活得像养兔场里的兔子已经太久了。

汉斯（“珀西”）·弗雷博士，当时负责瑞士驻柏林公使馆内的一个部门，该部门的职责是保障几个与德国交战国家的利益。

5月2日，星期二

早上我设法用珀西·弗雷的过期肉票换到一条大香肠，然后到办公室举行小型拍卖，一个女同事用比市价稍低的价钱买走，不过却付给我有效的粮票；可以把它再还给珀西。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工作到很晚，然后搭亚当·特罗特的车回他家，跟他吃晚餐。我们俩的友谊有时让我不知如何招架，所以我一直努力避免这种情况。他是个完全超脱世俗的人，一切思想和作为的焦点都集中在高层次的道德及价值观上，显然和目前德国，甚至盟军那方面的时势潮流格格不入。他属于一个更文明的世界，可惜如今交战的两方皆非文明国家。很晚他才送我回家。

5月3日，星期三

到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住波茨坦的姐妹汉娜·布雷多家晚餐。星期六空袭时，汉娜的女儿菲利帕人在空军最高指挥部，空袭开始后她飞奔而出，门房本想拦住她，但她寄了一个皮箱在艾斯布勒拿旅馆内，急着去抢救。结果总部大楼被18枚炸弹炸中，有些炸弹从七楼顶楼一直穿透到地下，地窖里（本来她应该躲进去的）死了50个人，伤者无数。当时我自己也在那栋建筑附近，也很可能躲进去。所以说，凡事都看运气。

布雷多家15岁的男孩，赫伯特，即将被征召进入高射炮单位。他的眼睛美极了，倘若能活过这场战争，将来一定不知迷死多少女人。他的早熟程度和对目前政府的强烈厌恶令人惊异。去年他母亲替我看手相，预言我将离开德国，永远不再回来。这次我再度要求她替我看手相，她仍重复上次的预测。

5月4日，星期四

下午返回波茨坦前，和亚当·特罗特到格林瓦尔德散了一个长步。虽然阵雨不停，但毕竟春天已经到来，尽管春寒料峭，然而到处可见鲜花绿芽绽放。亚当对我叙述他的初恋故事，以及在英国、中国的生活种种，他总是有令人发掘不完的另一面。

5月7日，星期日

清早起床去动物园附近的俄国东正教教堂。教堂里没有地窖。我排队等待告解时，警报响了。当时教堂里人不多，大多数都是“俄国劳工”，有些人干脆大声祷告，表情相当坚决。没有人移动，唱诗班继续歌唱。站在那里比瑟缩在不知名的掩体里好太多了！圣像周围的蜡烛全部点燃，圣乐令人深深感动。我向一位不知名的神父告解，他劝我“当你回家时”、“爱你的邻居”，等等——这期间空袭警告仍然嗥个不停。起先外面一片寂然，我以为敌机已经掉头了，可是突然之间机群就从我们头上飞过，一波接着一波，数不清。因为天气阴霾，无法射击高射炮，敌机都飞得很低，引擎声响就和炸弹落地的声音一样喧噪，令人无从分辨；让人感觉仿佛站在一道铁路桥梁底下，听一辆特快火车轰隆驶过一般。突然间，圣诗班噤口，信徒们勇敢地继续唱，但歌声断断续续。有一刹那我双腿发软，蹭到圣坛前跌坐在阶梯上。我旁边站了一位修女，脸蛋很美，靠近她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她弯下腰对我耳语道：“你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和所有的圣徒都与我们同在！”看我面露疑色，她又说：“神圣弥撒进行时，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她是如此地有把握，我立刻感到十分安心。迈克尔神父对外面的噪音充耳不闻，继续吟唱。等到领受圣餐时，喧嚣逐渐平静。礼拜做完，我觉得自己仿佛已老了50岁，精疲力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