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第23/25页）

到了德累斯顿，婴儿被母亲领回去，我又等了三个钟头才等到开往埃格尔的火车。抵达柯尼希斯瓦特后，难得地发现城堡里只有家人在。

6月25日，星期日

这个周末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未来计划。每次来这里，大家都感觉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我。

6月26日，星期一

昨天塔蒂阿娜、保罗·梅特涅和我，在午夜坐马车去马林巴德，赶搭自维也纳开往柏林的火车，结果我们把马车停在车站前，坐在车里直到早晨5点——没有火车！后来才听说稍早的一班火车在皮尔森附近脱轨，整条铁路线被切断。现在我们决定放弃，因为反正我绝对赶不上柏林预定在下午3点开始的那场会议。

这一次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很担心，因为这个会议好像真的特别重要。发了一封电报给法官里克特：“火车脱轨。”听起来仿佛像在恶作剧。母亲起床后，看见我们全倒回床上，非常惊讶。

柏林　6月27日，星期二

今天火车准时抵达，却在距离柏林只有半个钟头车程的地方，突然在一片玉米田中央停下来，因为刚刚听说有严重的空袭。几百架飞机可能会从我们头顶上飞过，这个感觉十分不好，因为他们大可以投几枚炸弹在火车上。所有乘客都变得非常安静，各个面无血色。坐在火车上碰到空袭是最糟的情况之一，你觉得自己完全暴露无遗，困在车中，无能为力。保罗·梅特涅似乎是唯一满不在乎的人。起先每个人都探出车窗，后来一位愤怒的老先生开口大骂道：“他们正好可以瞄准你们这些反映阳光的脸！”一位年轻女孩立刻回嘴：“尤其是你的秃头更明显！”列车长很快命令大家进入田野散开。塔蒂阿娜、保罗和我坐在玉米田中央的一道小沟里。从我们坐的地方，可以听见炸弹落在城里的声音，也可以看见烟尘和爆炸的火花。等了六小时后，火车才开动，而且到了柏林还在城外绕圈子，最后被迫在波茨坦下车。再一次错过会议——如果会议果真顺利举行的话。

我们走路去帕拉斯特旅馆；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家里已住满了人，所以在那儿替我们订了房间。波茨坦本身并没有遭到轰炸，但整座城却因为柏林的大火而弥漫浓浊的黄烟。

梳洗更衣后，一起搭乘高架火车进柏林，我直接赶去办公室，他们俩去格斯多夫家。不知是我运气奇佳还是奇背，西克斯博士竟然还在那里。法官里克特说，他为了我不知生了多少白头发，叫我立刻去见西克斯。

我向他保证火车的确出轨了。他似乎因为今天的灾难软化不少，态度谦恭。基本上我知道他总在我背后数落我的不是，但当着我的面却总是保持礼貌。亚当·特罗特对他的仇恨根深蒂固，警告我不论他装得多么和善可亲，我们永远不可忘记他所代表的一切。西克斯似乎很不情愿，却又不得不承认亚当是位极杰出的人才，对他极感兴趣，甚至有点怕他，因为亚当是他属下仅剩的一位随时都敢直言无忌的人。他总以纡尊降贵的姿态应付西克斯，奇怪的是，西克斯竟能照单领受。

那天晚上半夜1点发生另一次空袭。因高射炮已开始猛烈发射，我催促塔蒂阿娜与保罗。等他们终于穿好衣服，一起下地窖。那地方很凄冷，有点像座老地牢，既窄又深，全是热水管，令人想到万一被炸中将泡在滚水里的可怕情景。现在碰到空袭，我变得愈来愈紧张，甚至无法与塔蒂阿娜聊天，因为“禁止交谈”的告示贴得满墙都是，可能是怕遭活埋时氧气用罄。老实说，有保罗和塔蒂阿娜在旁边，比我独自一人躲警报更令我害怕，这感觉很奇怪，可能是因为你还替其他的人害怕，情绪更紧绷。保罗就跟我一样，现在特别想守着我，总是编些来柏林的理由。他对周遭骇人的噪音充耳不闻，埋头苦读一本讲述他祖先、著名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砖头书。两个钟头后，我们走出地窖。

6月29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11点开大会。西克斯博士坐在桌首，我坐长桌另一端——亚当·特罗特和亚历克斯·韦特中间。他俩是我唯一的支柱，若没有他们，我一定会感到茫然无助。亚当不断将“最高机密”的文件从桌子底下塞给我，大多是国外新闻稿。我们三个人不停小声交谈，继续抽烟，其他的人则轮流挨批。今天早上西克斯情绪特坏，可怜的法官里克特坐在他右手边，很辛苦地想扮演和事佬。亚当却趁着西克斯暴怒稍歇，说了不少冷嘲热讽的话，西克斯当着所有人的面，全吞了下去。我喜欢亚当反驳西克斯的方式。后来亚当干脆交叉双臂开始打盹。我却在一旁做心理准备，等着轮到我挨骂。亚历克斯在旁悄声鼓励我，提醒我一位朋友，霍恩博士太太，每当西克斯对她狂吼，她不知该如何让他住口时，便站起来扯着嗓门尖叫“西克斯全权委员先生！”——后者总会吓了一跳，立刻噤声。果不其然，虽然我是名单上最后一位，还是挨了一顿好批。他梦想出版一份德国的《读者文摘》，想在克鲁曼修柏成立一间印刷厂。他指控我总是以所有技术人员都已动员的借口推诿责任，但那是不争的事实啊！依照惯例，开了三个钟头的会，毫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