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章 明哲导师：指导、建议、 忠告、教导与打开机会之门（第7/19页）

“我想那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因此，我试着照他的方法去做，可惜我无法像特伦查德爵士一样有挑选人和决定他们派职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我做得十分好，我的两位朋友成了四星将军……其他三位则是两星将军，其中一位特别优秀的在越南作战中殉职，否则他也会晋升到二至四星将军。当然，我做得很好，我挑选了一些机灵的小伙子跟着我学习，我试着给他们一些训练——你遇到了一类问题，你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得到答案后，希望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李梅作为“明哲导师”的例子是大卫·琼斯将军。我和琼斯讨论这位“明哲导师”，他告诉我：“我被派到奥马哈（Omaha）空军基地的作战计划处工作。我被告知已被提名成为李梅将军副官的候选人之一，主要的面谈是我们 4 位被提名的军官到李梅的宿舍一起用晚餐，那时我刚升中校。晚餐后，我们进行了一个讨论，几天后我接到通知，我成为了李梅的新副官。

“当我向他报到时，他向我说的唯一一句话，且十分关键的一句话是‘你首要的事是学习，其次是服务，不要把这两件事弄混了’。这就是我接下副官这个职务所得到的全部指导。他不要一个副官在他身边绕来绕去给他倒水，以及做那些典型的‘随时候令’工作，他期望一个副官能接触到一些重大的事情。回想起来，他是在让我为晋升至更高的职位作准备，而不仅仅是典型的交际型副官。

“李梅告诉我副官的任期是 1 年。大概在 3 年后，我问他：‘我的 1 年任期已经到了吗？’他笑了笑没说一句话。1957 年，当他去华盛顿任空军副参谋长时我才离开了他。我回去后将以飞行军官派职，但李梅说：‘到维修单位去，你需要一些后勤的经验。’我出任卡斯特空军基地（Castle Air Force Base）维修单位主管，该基地拥有 B-52 轰炸机和 C-135 运输机。那是一个很好的派任，使我更了解后勤和维修，而且有数千名官兵为我工作。通常，在中央化的制度下，指挥官们只有少数义务役士兵为他们工作。因此，学习的工作在我离开李梅将军之后仍持续着。在后勤单位任职是一个冒险，因为在作战飞行单位任职我可能会更快地晋升至联队长，但是我体会到，如同李梅将军建议的，在维修单位我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1959 年，我进入军事学院，1960 年毕业，成为……B-70 轰炸机的拥护者。这架飞机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正常情况下，都由少将和中将们前往国会作简报，但李梅派我与一位资历尚浅的上校领军为 B-70 轰炸机向国会争取支持，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我面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哈罗德·布朗（他在卡特总统时代成为国防部长）并面对国会，那是李梅想让我拥有的广泛经验的一部分。我也开始了解作为一个执行军官如何在五角大楼运作，当我成为空军参谋长之后，这些经验对我帮助很大。

“我从未觉得我是一个受人宠爱的人，但一些人却一直这样看待我。我不认为李梅以任何方式显示过他对我的偏袒，他只是使我有能力去执行我的任务。我不希望任何人认为我有一位守护天使。”

琼斯的另一位良师是沃尔特·斯威尼（Walter Sweeney）将军。琼斯说：“当斯威尼任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时，他让我指挥一个战斗机联队。我从来没在战斗机部队服役过，我可能成为 B-52 轰炸机联队联队长，而且几乎能保证获得晋升。对我而言，那是一次冒险，特别是因为那是去提升一个战斗机联队作战能力的任务，比起只是去运作一个联队的任务困难多了。接触战斗机事务是一件冒险的事。

“李梅也告诉我：‘当任何人在我办公室时，你必须在场；我去任何地方，你就和我一起去。’有一次，当我和李梅一起进到麦克纳马拉的办公室时，我被撵出来了。在另一个场合中，我是李梅的副官，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访问奥马哈，当时仅有我们 3 人在房间内，我没有参与讨论——我只是在那里学习。”

最后一位对琼斯有影响的是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那时琼斯是美国驻欧洲部队司令。施莱辛格被安排了几个小时的简短访问，但这个访问延长到了好几天。在部长访问期间，琼斯个人向部长简报整个空军情况。施莱辛格后来告诉我，他对琼斯的第一印象是杰出的领导能力和愿景，这也是施莱辛格支持琼斯接替乔治·布朗成为空军参谋长的开始。

迈耶将军对“明哲导师”的定义包含指导、建议、忠告、教导、个人学习、花时间去教、为了职业成长提供具有挑战性的派职，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乔治·布朗的军人生涯。乔治·布朗将军 1973—1974 年任空军参谋长，1974—1975 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