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抗日战争的经验（第9/13页）

第三个问题依然是山东干部的认识上的偏差，这种错误认识可能有其他的思想根源，尤其具体地表现在他们执行减租政策的具体方式上。我们在其他地方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右倾行为，它们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机械教条地执行减租政策。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组织仍然没有把握住群众运动，教育和组织农民，发动农民起来斗争的原则。

封建势力会不择手段地维护既有权利，因此群众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在1944—1945年期间，由于担心遭受日益激烈的群众斗争的打击，超过2000名沿海地区的地主和富农从海上逃离了山东。其他一些人投靠了日本人，或者加入了国民党的秘密组织和武装。但逃走的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人，更多人留了下来。留下来的人采取了以下一些办法对抗土改运动：

1．利用农民的恐惧心理，告诉他们国民党马上会回来。

2．收回此前正式售出或上交的土地。

3．威胁或有时收回佃农租赁的土地。在这种或其他威胁下，农民常常同意暗地里支付以前的利息。调查员发现，在据称减租政策已经彻底实行的10个村子里，只有40%的佃农家庭的地租实际减少了。在莒南县大店镇附近地区，调查员发现，那些支付较少地租的主要是富农，穷一些的农民支付的仍然是以前的地租。

4．利用某些干部缺乏经验制造矛盾，并抹黑新的群众组织。例如，指责干部利用妇女扫盲培训班“搞破鞋”——结交生活不检点的妇女——从而破坏群众活动。

5．打入民兵组织，并制造混乱。

6．通过让一个儿子参军取得军属特权。

7．告诉军队家属部队供应不足，煽动他们攻击干部。

8．利用农民对宗族的忠诚破坏阶级斗争。

9．联合土改运动中所有受过打击的成员，包括中农和被斗争的贫农。

10．贿赂干部和新上任的村干部。行贿受贿在中国十分普遍，已经成为一种痼疾。在共产党早期基层行政机构中，腐败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调查显示，在大店镇附近地区，地主成功地贿赂了2名村长、3名农民协会会长、3名妇女协会会长、2名互助小组组长，以及2名其他村一级机构的干部。

由于这种抵抗，在山东和其他地方，共产党特别强调下面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了：必须通过“群众斗争”实现减租减息。如果农民感到不满，我们将很难发动他们。我们必须组织和教育农民，使他们意识到抵抗国民党的反攻符合他们的利益，否则胜利只是暂时的。只有当农民学会主动运用他们新的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后，传统的精英权力才可能被打破。共产党的领导层极为重视对农民的发动。

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指出，“许多同志”对减租减息抱一种错误的态度，非无产阶级倾向是这种错误态度的根源。这些同志并没有真正理解党的群众路线，他们从未站在贫苦农民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工作。或许除了官方立场之外，对这些同志中的大部分人而言，革命仅仅意味着和日本人打仗。他们的“独立性”也是源于这种思想。结果，他们忘记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他们甚至懒得讨论、研究、宣传党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64]

解决方法：干部　为了纠正上述错误，山东省政府采取了1942—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使用的学习和改造方法。实际上，山东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清楚地显示了整风运动究竟要解决哪些问题。山东所有地方党组织都被号召学习延安整风的经验。共产党再次强调自己的革命属性。这种强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此时共产党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党外人士，其中有些人还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的长期目标很可能被其他主张“稀释”甚至取代。但仅仅通过抽象的方式，或者通过小组学习会议，自我批评，净化阶级，强调组织纪律，以及举办“发动农民群众运动的方法”讲座，这些简单方法还不足以说明党的革命属性。党的革命属性和党所宣传的革命原则必须经受实践的考验。“实践”意味着将党的革命目标转变为现实。在1944年至1945年期间，减租就是这些革命目标之一。

此时，共产党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必须使减租政策适应山东农村的社会经济条件。共产党一边敦促当地干部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倾向，一边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最迫切的任务是找到除减租减息之外，其他可以获取农民支持的议题。

解决方案：问题　面对山东的困难局面，共产党采取了两项措施。首先，共产党对山东的土地租佃性质和债务关系进行了调查，所有与支付租金和利息有关的行为都被定义为土地租佃。其次，共产党承认，山东的大部分农民都拥有土地，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减少和消灭农村地区政治和经济上“最不合理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