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7/16页）

她在家里走来走去，踏上走廊，到街上，来到水果摊和肉铺跟前，像个鬼魂，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里都找不到安宁。在刚摘下来的西红柿里找不到，那是切成薄片，稍微撒上点盐，由外祖母端到她跟前的。在六件一套的粉红色玻璃碟里找不到，那是丽巴在梯瓦里剧院得奖赚来的。在雕花的蜡烛里也找不到，那是外祖母和母亲为她做的：派拉特把烛芯浸在溶蜡里，再由丽巴用指甲锉刮出小巧的花朵，然后插在一个真正在铺子里买回来的烛台上，放到她床边。甚至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和海洋般黑漆漆的夜晚也不成。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不去想自己那对奶娃不来吻的嘴唇，那双不往他那儿跑的脚，那对没有跟踪他的眼睛，那双没有抚摸他的手。

有时候，她摆弄着自己那没人来吮吸的乳房，但也有一阵子，她的懒散无聊自发地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狂暴嗔怒，是那种大水泛滥或大雪崩山的肆无忌惮的总爆发——坐在救援的直升机里飞行的旁观者冷眼看来，这些无非是不过如此的自然现象，可是对那些惨遭灭顶的牺牲者来说，苟延残喘之际，却深知这是首当其冲和生死攸关的。一个残忍老练、精心策划的暴力手段在她心中生长着，就像每个总在夜间骑着扫帚，郑重其事前来杀害婴孩的女巫，为黑色的旋风和腿间的扫把而战栗；就像每个食物吃到嗓子眼儿的新娘，在给丈夫撒燕麦粉时，为其浓度和里边碱汁的效力而担心；就像每个王后或名妓，在把祖母绿的指环浸入陈年红酒里放毒时，为其漂亮的外表所震惊；哈格尔也为自己使命的细节而振奋。她蹑足潜踪地追随着他。只要胸中跳动着的拳头还能把她引向他，同他的任何一点接触都聊胜于无，她就要追踪他。她既然不能得到他的爱（无法容忍的是，他可能根本不想她），就只有从他的恐惧中得到满足。

在那些日子里，她的头发像暴风雨前的乌云般在头上向前突兀着。她出没于城南和非医生街，直到找到他为止。有时要这么转上两三天，看到她的人就一个个传话，哈格尔“又去找奶娃了”。妇女们从窗口里边看她，男人们从棋盘上抬头看她，不知道这次她能否找到。失去的爱情把男男女女逼到这种程度，从来没有使他们大惊小怪。他们看过女人把衣裙拽到头上，像闹春的狗一样号叫，而男人们则坐在门口，嘴里含着硬币，为失去的爱情苦恼。“感谢上帝，”他们互相耳语着，“感谢上帝，我可从来没有过一个这样死缠着不放的情人。”“纽约州”本人就是个好例子。他在法国和一个白人姑娘结了婚，把她带了回来。他像苍蝇一般快活和勤劳，和她一起过了六年，直到一次回家见到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也是个黑种男人。当他发现他的白人妻子不仅仅爱他，不仅仅爱那另一个黑人，而且爱整个黑人种族时，他坐在那里，紧闭着嘴，再也没说一句话。后来“铁道”托米给他找了个看门的活计，他才不致住进济贫院、教养所或疯人院之类的地方。

因此，哈格尔要进行的袭击是由爱情“升华”而成的神秘事件的组成部分，而这一事件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他们重大兴趣的来源，至于结果如何却无所谓。话说回来，他也活该，谁让他和自己的表甥女厮混呢。

对奶娃来讲，值得庆幸的是，迄今事实证明，她是世界上最蹩脚的杀人凶手。一看到她的谋杀对象就感到敬畏（甚至在她处于愤怒时也不例外），她会全身猛烈颤抖，笨手笨脚地戳刀子、舞锤子、用碎冰锥捅来捅去。只要有人从背后抓住她的手腕，从面前把她拦腰抱定，或是在她下颏上干净利落地给上一拳，她马上就会自己垮掉，并会在原地流出净化的泪水。事后在派拉特的抽打之下，她总是带着宽慰的心情屈服。派拉特揍她，丽巴哭喊，哈格尔就此低头屈膝。直到下次再闹。就像这次这样，这时她转动着吉他单身汉房间的门把。

门锁着。于是她把一条腿跨出外廊的栏杆，拨弄起窗户。奶娃听到了响声，听到了玻璃震动，但不想挪动身子，也没把胳膊从眼睛上移开，甚至在听到窗玻璃嗒嗒响的时候，也没动弹一下。

哈格尔把一只鞋重新穿上，然后把手伸进她在窗户上搞的那个洞，转动窗钩。把窗户提起来花了她最长的时间。她用一条腿支撑着体重，把身体跨出栏杆，斜斜地悬着。窗户在边框上歪歪扭扭地向上滑。

奶娃不去看。汗水从腋窝流出，经过体侧，聚集到腰背。然而恐惧已经离开了他。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旭日似的；吸收着全世界的能量，充实自己的意志。用意志力置她于死地。要不她会杀死我，要不她会倒地而死。要么让我按自己的主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要么让我为此而死。如果我该活着，那我就希望她死。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我，要不就是她。听天由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