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16/18页）

我喜欢听艾拉跟我转述他们工会里粗汉之间用的那些切口，就连约翰尼·奥戴这样的人也用这些术语。不过奥戴用的句子结构不像一般工人的那样简单，但他很明白他们用词的力量，虽然可能受到同义词汇编的不良影响，但他一辈子都将这类用词运用得颇为自如。“我得缓一阵子……管理方高举斧头来裁员……我们一撤腿离职……他们一旦上街罢工……如果他们要逼我们接受他们的杂种狗合同，不让我们加入工会，那就像砖头上溅血，要有冲突……”

我喜欢听艾拉讲述他所在的电业工人联合会的活动，描述他工作的唱片厂里的人。“工会很团结进步，由普通人领导控制。”普通人——这个词使我激动，正如我为辛劳的工作，坚强的意志，和将两者融合的公正目标而激动。“每次当班的一百五十名工人中，有一百多名参加每两周一次在厂里的聚会。虽说大部分工作拿的是时薪，”艾拉对我说道，“这家工厂里没人耍威风。你明白吗?老板有话对你说时，他是很有礼貌的。就算是犯了大过错，被叫进办公室，也还是和他的主管者一起。这就大为不同了。”

艾拉会告诉我工会例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些例行公事，比如关于新合同的提案，旷工的问题，关于停车场的抱怨，讨论逼近的战争”（他指的是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战争），“种族主义，薪水和物价同退同涨的理论”——不停地说啊说啊，不仅是因为十五六岁的我渴望知道工人一切行为，说话，做事，思维的方式，也是由于艾拉即便在离开开卢麦城到了纽约，在广播界工作，在《自由勇敢者》中的铁林形象牢固树立以后，他仍旧会谈起唱片厂和那里的工会集会，用他工人同事那样有摄人气魄的语气和用词，说起来的样子好像他还每早都去那里上班一样。其实是每晚吧，因为没过多久他就自己要求转到夜班工作，以便白天可以用来做“传道工作”，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指为共产党寻找合适的志愿者。

在伊朗码头上工作时，奥戴吸收艾拉加入了共产党。对奥戴而言，孤单一人的艾拉正是最合适的目标，正如对艾拉而言，我是最合适他来指导的人，虽然我并不是孤身一人。

那次是他所在工会举行的华盛顿林肯生日纪念资金筹募会，他在芝加哥的第一年的2月，有人想到要将艾拉扮成阿贝·林肯：艾拉瘦长有力，关节粗大不平，头发浓黑粗糙像印第安人，走起路来步子很大：他装上了络腮胡，戴上大礼帽，穿上高脚靴，和一件老式不合身的黑礼服，他站到台上，朗读一段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词，林肯最有代表性的一段对奴隶制的谴责。他把“奴隶制”这个词念得带有浓重工人阶级的政治语调，因此大受欢迎——而他自己也非常喜欢这样——于是他就一直接着诵读下去，背诵了他在九年半学校教育中唯一能背诵的葛底斯堡演说。最终那句，有史以来不论天国抑或地球上响彻的最辉煌果决的句子，博得满堂喝彩。有三次，他举起一只关节上多毛的灵活的大手，挥舞着，将他已是长得非同寻常的手指中最长的一根直指向工会听众的眼球，每做一次，他都戏剧性地压低嗓音，以刺激“人民”。

“大家都以为我被激情所控制了，”艾拉对我说道。“以为我是为此而激动。其实不是因为激情。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为智慧深深感动。我一生中头一次明白我到底在讲什么。我明白了这个国家的意义。”

那晚以后，每逢周末和假日，他游遍了芝加哥地区，足迹远至盖尔斯堡和斯普林菲尔德，走到了林肯所讲的真正的乡下，在产业工业联合会代表大会，文化项目，游行，野餐场合扮演亚伯拉罕·林肯。他参加了电业工人联合会的广播节目，虽然这样并没人能看到他比林肯还要高出两英寸，但他还是演得棒极了，一字一句念得清楚明白，将林肯展示给大众。人们开始在艾拉·林戈尔德登台演出时带着孩子去看，演出结束后，全家走上台去和他握手，孩子们就要求坐在他的膝上，对他说他们圣诞节想要些什么。也不奇怪，一般说来，他为之表演的组织都是当地或与电业工人联合会分裂的，或在该联合会主席菲利普·默里于1947年开始清除组织内共产党领导势力和成员时被开除的那些当地人。

但是在1948年，艾拉是纽约一名正值上升期的广播明星，刚与国内最受尊敬的广播剧女演员结婚，当时他是安全的，没有为那场运动所波及，那场运动要永远灭除工会运动及全美国的亲苏亲斯大林政治势力。

他是怎样从唱片厂的工作发展到演出无线广播剧的呢?他究竟为什么离开了芝加哥和奥戴?在那时，我绝不会想到这与共产党有关，主要是因为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