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14/18页）

总共有二十条，艾拉给我看是为帮助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我写的高中广播剧，而是为我写的日记，计划中这些日记为“政治性的”，我开始在想起来的时候就写下自己的“思考”。我是仿照艾拉开始记日记，而艾拉则是仿照约翰尼·奥戴。我们三个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的笔记本：伍尔沃思店出的一种简易小本子，一页五十二行，约四英寸长三英寸宽，页首钉在一起，夹在印有斑驳棕色色块的硬壳封面和封底之间。

奥戴来信中每提到一本书，随便什么书，艾拉都会弄到一本，我也是如此。我径直去图书馆去借来。“最近我在读鲍尔的《青年杰弗逊》，”奥戴写道，“同时也在读其他有关早期美国历史的著作。那个时期的通讯处是具有革新思维的殖民者扩大自己理解力和协调计划的主要代表机构。”我就是因此而在中学时读到《青年杰弗逊》这本书。奥戴写道，“几周前，我买了《巴特里特格言集》第十二版，说是作参考书用，其实是为着翻阅这本书得到的那种愉悦，”于是我到市中心的大图书馆，坐在参考书中间，照我想象中奥戴那样去翻看《巴特里特》，手边放着日记本，一页页翻看，找寻那些智慧，加速令我成熟，使我成为值得他人认真对待的人的智慧。“我定期购买《共新》（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机关杂志），”奥戴写道，可是《共新》——共产党新闻局的缩写——我知道本地图书馆不会有，出于谨慎，我也没有去查询。

我写的广播剧是对话形式，比起奥戴的具体建议来，倒更易受到艾拉和奥戴谈话的影响，艾拉把他们的对话又对我重讲一遍，或是一字一字地表演出来，仿佛他和奥戴一起就在我的眼前。剧本也带有工人阶层惯用语的色彩，艾拉在去了纽约成为广播演员后很久言语中仍常会突然冒出这类用语。剧本的观念深深为奥戴写给艾拉的长信所影响，艾拉常应我要求大声朗诵这些信。

我作品的主题是普通老百姓的命运，是广播剧作家诺曼·科温在《胜利手记》中赞为“小老百姓”的普通人。他这出剧六十分钟长，在欧洲战役结束的当晚，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播放了该剧（后来应大众要求，八天后又重播了一遍），这出剧使我满怀希望沉湎于以文学救世的抱负之中，借写作来匡正这世上的弊端。时至今日，我不愿去判断我曾那样热爱的诸如《胜利手记》之类东西是不是艺术；它给了我最早关于艺术神奇魔力的感受，帮助我加强了最初对于我所希望和期待的文学家语言作用的认识：即为铭记战争中人民的斗争。（而且它也教我可以在句子开首用“而且”，正与老师所坚持的相悖。）

科温的剧本形式松散，没有情节——“实验性的”，我这样告诉我做手足病医生的父亲和持家的母亲。它的风格非常口语化，用头韵，这种风格部分源自克利福德·奥德茨，部分则源自马克斯韦尔·安德森，是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剧作家尝试为舞台打造的一种可为大家辨识的朴实格调，自然而又带抒情色彩和严肃的潜格调，是一种诗意化的语言，在诺曼·科温作品中的体现是，日常用语的韵律与略带文学矫饰的语言结合为一种语调，使十二岁的我觉得它有民主的精神和英勇的见识，与公共事业振兴署艺术家计划里艺术家所画的壁画极为相像。惠特曼称美国属于粗犷的人，诺曼·科温则称它属于小老百姓——这小人物结果并不比刚刚打了爱国战役归国为人民爱戴的美国人逊色。这名小人物正是美国人自己！科温的“小老百姓”正是“无产阶级”的美国人，就我如今所理解的，美国工人阶级战斗并赢得其胜利的革命，其实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论如何卑小，都是这宏大事物的一分子，这场革命证实了存在着一种神话般为所有人共享的国民特性。

包括我在内。我是犹太孩子，勿庸置疑，但是我并不愿就有犹太民族的特性。我甚至都不怎么清楚它是什么。也不太想明白。我想有的是国民的特性。对于生在美国的我的父母来说，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更自然更合适的了，对我而言，再没有其他方式比共用诺曼·科温的语言意义更深刻，它将战争在人民中激起的令人振奋的情绪在语言中升华了，这是二战的祈祷书，高尚的大众诗歌。

历史取了缩影，人格化了；美国取了缩影，人格化了：对于我，那即是诺曼·科温和那个时代的魅力所在。你投入历史，历史也涌入你。你汇入美国，美国也汇入你。而这全是由于我活在1945年的新泽西，十二岁，坐在收音机旁听广播。那时大众文化充分连结着上个世纪，但仍就易受老百姓的语言影响，这一切对我来说有着令人着迷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