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6/18页）

“对你这件事艾拉怎么想?”

“啊，这件事让他苦恼极了。如果他不是实际上已经被其他一切毁灭了，我不妨可以说他就为这件事毁了。我一直坚信我会赢，也这么告诉他。说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合法理由。他就一直讲，‘开玩笑啊。他们才不需要什么合法理由。’他知道有太多的人被开除了。就那么回事。最后我是赢了，可是他觉得是他害我摊上了这些事，他余生一直都搁不下。还有你的事，知道吗。关于你碰到的事。”

“我?”我说。“我没什么事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

“哈，你可有一些事呢。”

发现自己的人生故事竟包含了一项重大事件，不为自己所知，是件重要的事，发现你的人生故事竟是某种你了解得很少的东西，这当然就是件令人吃惊的事。

“还记得吗，”默里说，“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没申请到富布莱特奖学金。是为了我弟弟的缘故。”

1953—1954年，我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年，我曾为去牛津作文学研究工作申请过富布莱特奖学金而遭拒。在班里我几乎是拔尖的，又有人热心举荐，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在那事发生以后第一次回想到它——当时我不仅因为被拒而且还因为这个去英格兰研习文学的奖学金给了一个在班级排名里远远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而震惊。

“这是真的吗，默里?我只以为是有些古怪，不公平而已。是命运无常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我以为是夺去我一次机会罢了，然后我就应征入伍了。你怎么知道是这么回事的?”

“特工告诉艾拉的。联邦调查局的。他跟踪艾拉多年。随便来看看他。顺路来访时要他举报些人。告诉他说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清白。他们把你认作是艾拉的侄子。”

“他的侄子?怎么会是他的侄子呢?”

“别问我。联邦调查局也并不总能把事情搞得清清楚楚的。也许他们不总想把事情搞清楚。那家伙对艾拉说，‘知道你那个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的侄子吗?芝加哥的那孩子?他没拿到是因为你是共产党。’”

“你认为确实如此。”

“毫无疑问。”

我一直倾听着默里，看着他这样一个敏锐的人，想着他的体格是他那种条理的体现，是他一生除却最严正意义上的自由之外漠视一切的结果……想着默里是个基本教育论者，他的个性不是随性任意的，无论他置身何处，即使是推销吸尘器，他都做到保持自己的尊严……想着默里（我不爱他也不需要去爱他；和他之间是老师和学生的固定关系）是更具精神、理性，又切合实际的艾拉（他是我确实热爱的），他是有着更实际更清晰明确的社会目标的艾拉，没有艾拉的夸张的英雄主义抱负以及对万事皆有的热烈和满腹激情，是不被冲动和对事事都有的较真劲所迷惑的艾拉。我的心中有一幅画面，默里裸着上身，虽已有四十一岁，仍旧充溢着青春和力量。这幅画面是我在1948年一个秋日周二的近晚时分看到的默里·林戈尔德，在勒海道上，从他与妻女住的那处二楼的公寓窗口探出身子卸下纱窗。

卸下纱窗，把纱窗安上，清除积雪，化冰，清扫走道，修剪灌木，洗车，将落叶扫拢起来烧掉，自10月至次年3月一周两次下到地下室去照看给公寓取暖的火炉，添燃料，用灰把火盖上，将灰铲走，装在桶里自楼梯上拖到外面的垃圾房。租人家的房住，要在上班前和下班后做完这些杂活，身体须得强健，要自觉，勤勉又强健，正如他们的妻子要身体强健才可以稳稳地站好在地板上，而身子探出洞开的后窗，不论气温如何，就那样高高立在那里，仿佛在缆索上工作的船员，将湿衣服晾到外面的衣绳上，一件件用衣夹夹好，直到所有湿淋淋的衣物都挂了上去，绳子上满满的，在纽瓦克工业区的空中吹动，到后来衣服干了可以拿去熨烫时又要将绳子拉进屋里，一件件将衣服取下，都拿下来，叠好放在洗衣筐内搬到厨房里去。家庭的运转首要的是要赚得钱，弄出饭，有规有矩，但同时也有着这些仿佛水手做的笨重费力的活计，爬高，拖拽，收绕起来，放出去——每次我骑着车穿过自我家至图书馆的两英里路程时，它们自我身边经过，滴答，滴答，那种老式美国城市里家常日子的节拍。

林戈尔德先生在勒海道上的房子对面即是贝思·伊思雷尔医院，在他们的女儿出生前林戈尔德太太曾在那里做实验助理，街角是奥斯本街图书馆分馆，我常常每周骑着自行车去那里借书。医院，图书馆，以及由我的老师代表的学校：所有我那老一套的连锁事务，可说都在这条街上了，尽在我的面前，令人感到可亲。是啊，1948年的那个下午，周围每日运转的事务正在那里进行着，我看到林戈尔德先生自窗台上探着身子取下前纱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