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8/18页）

每次轮到我母亲请她麻将会的女士们来家打牌的那周，她们一定会议论起伊夫·弗雷姆是不是犹太人，特别是在几个月后，我应艾拉之请去伊夫那里吃过晚饭。这群和我关心明星的人不免谈论说她的真姓是弗鲁姆金。查娃·弗鲁姆金。在布鲁克林区有一家叫弗鲁姆金的，她去好莱坞后就改名易姓，与这个家庭脱离了关系。

每次客厅里正打着麻将，而我那正经的父亲恰好路过那里，正听到这个话题，就会说，“谁在乎这个啊?”“好莱坞的人都换过名字。而那位女士，她开口说话时就是一堂演讲技巧课。她走上舞台，演一位淑女，你们知道那就是淑女的形象。”

“人家说她是弗赖特布什人，”女帽店的昂特伯格太太照例要插上一句。“人家说她父亲是犹太肉贩。”

“人家说加利·格兰特是犹太人，”父亲提醒诸位女士。“法西斯分子曾说罗斯福是犹太人。说什么的都有。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看重的是她的表演，依我看，那是技巧高超的。”

“好吧，”和丈夫一起开着家时装店的斯沃斯基太太说，“鲁斯·图内克的内弟娶了位弗鲁姆金家的女子，纽瓦克的弗鲁姆金。她有亲戚在布鲁克林，他们发誓说伊夫·弗雷姆是他们的表妹。”

“内森怎么说?”考弗曼太太问道，她是家庭主妇，我母亲少女时代结识的朋友。

“他没说什么，”母亲回答。我把她练得这么说的。如何做到的呢?也简单。她代表那些女士问起我可知道“美国广播剧场”里的伊夫·弗雷姆其实就是布鲁克林的查娃·弗鲁姆金，我对她说，“宗教信仰是人类的麻醉剂！这一类的事情无关紧要。我不在乎。我不清楚也不在乎！”

“她家里什么样子啊?她穿着什么?”昂特伯格太太问我母亲。

“她都上了什么菜?”考弗曼太太问。

“她头发什么样子呢?”昂特伯格太太问。

“他真的有六英尺六英寸高吗?内森怎么说?他的鞋是十六码吗?有人说那不过是宣传罢了。”

“他的皮肤真像照片里那样满是痘痘吗?”

“内森怎么说她女儿的?西尔菲德是什么名字啊?”谢塞太太问道。她的丈夫和我父亲一样是足病医生。

“是她的真名吗?”斯沃斯基太太问。

“不是犹太名。”考弗曼太太说。“‘西尔维亚’才是犹太名字。我想西尔菲德是法语名吧。”

“可她父亲不是法国人啊。”谢塞太太说。“她父亲是卡尔顿·彭宁顿。她和他一道演了那么多电影。在那部里头，就是他演老年男爵的那部，她和他私奔出逃了。”

“就是她戴着那顶帽子的那部吗?”

昂特伯格太太说：“这世上没人能把帽子戴成像她那样的。干净小巧的贝雷帽，镶花的小礼帽，卷边草帽，大大的黑色宽边浅顶帽，垂着面纱。随便戴哪顶帽子，缀着羽毛的棕色蒂罗尔式毡帽，白色针织无檐帽，毛边派克式风帽，不拘什么帽子，那女人都美极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张照片里她穿着，”斯沃斯基太太说，“一件有金色刺绣的白色晚礼服，围着貂皮头巾。那样优雅，我这辈子都不曾见过。有一出戏——叫什么来着?姑娘们，我们一起去看的。她穿着一套紫红的羊毛衣服，上身是宽松的，裙子上呢，是最迷人的那种涡卷的绣花式样——”

“对啊！还有那顶相配的带面纱的帽子。高顶的紫红毡帽，”昂特伯格太太说，“垂着皱皱的面纱。”

“还记得那出什么戏里头她衣服上的褶裥边吗?”斯沃斯基太太说。“没人像她那样用花边的。在黑色礼服上镶着双层的白色褶裥花边！”

“可是那名字西尔菲德，”谢塞太太还是要再问一遍。“西尔菲德是什么来头呢?”

“内森知道。问内森吧，”斯沃斯基太太说。“内森在吗?”

“他在做功课，”母亲说。

“问问他。西尔菲德是什么名字啊?”

“我以后再问他吧，”母亲说。

其实她知道的不少了，不必来问我——虽然是私下里得知的。自从我进了那个令人着迷的圈子，我就急着要和每个人说起它的点点滴滴。他们都穿的什么?吃什么?吃饭的时候都谈什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样子太华丽了。

在林戈尔德先生房前首次遇到艾拉的那个星期二是1948年10月12日。要不是棒球世界锦标赛就刚在周一结束，或许我就会出于对老师私人生活的尊重，看到他们兄弟俩正合力卸下纱窗就畏怯地从房前加快速度骑过去了，也不挥挥手打个招呼或喊上一声，就在街角向左拐上奥斯本街。然而巧的是就在前一天我刚在林戈尔德先生办公室那层楼听了广播里印第安队击败老波士顿勇者队的决赛。那天早上他带了一台收音机，放学以后，他请那些家里还没有电视机的学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直接涌出他第八节英语课课堂，沿着走廊，拥进英文系主任那间小办公室，听广播里的决赛，那时比赛已在布雷夫斯体育场开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