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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就是她为什么对人们讲她憎恨这幢房子?现在他肯定是个更加陌生的伙伴，她比以前也虚弱得多。他还算幸运，毫无疑问他不应该承受那么多——她只要有什么要求，他都顺从。如果他还能承受，而她不能的话，他也不知道自己除了顺从之外还有什么办法。那就是瑞典佬所知道的做男人的唯一的方式，特别是像他这么幸运的人。从最早开始他便觉得，忍受她的不满要比控制自己的怨气难得多。她的不满情绪似乎完全剥夺了他的自我——只要他承接了她的怨气，就会束手无策。三心二意地应付是不够的，对她的要求他必须投入整个身心，他从来都不能让自己背离默默献身的宗旨。即使所有事情都摊到他头上，即使大家向他索取工厂里或者家里的东西，他都一如既往，努力使大家满意——迅速地处理供货商的琐事、行会的索取、客户的投诉；应付变幻莫测的市场和海外难题；还必须满足口吃的孩子、具有独立意识的妻子和本已退休可是动辄就发怒的父亲的过分要求。他根本没有想过，对他的这种非人的野蛮的使用总有一天会将他耗尽。他就和他脚下的那块土地一样，不会那样去思考。他似乎从来都不清楚，甚至在疲惫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的局限性并不完全令人讨厌，他不将自己看成一幢一百七十年的石头房子，泰然地用橡木房梁承受巨大的重压。他是某种更为短暂和神秘的东西。

不管怎样，她恨的不是这房子，她恨的是无法摆脱的记忆，它们都与房子有关联，当然他也同样经历了这一切。梅丽那时还是个小学生，躺在书房里桌旁的地板上画康特，多恩忙于为农场算账。梅丽模仿母亲全神贯注的样子，喜欢按同样的纪律工作，用某种基本的方式把自己像个大人般展示给他们——是啊，她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为他们的伙伴。特别得记住他们有十分之九的时间不像其他父母那样干——给孩子分配任务，为她树立榜样，做道德权威，唠叨着要她捡起东西和不要迟到，记录下她该干的事情和日常工作，不能忘的是他们有时重新认识对方，超越父母般的控制与孩子气的抵抗之间的紧张，还有那些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可以得到的缓冲，以便和平地接触对方。

一大早，他到卫生间刮脸时多恩就去叫醒梅丽——他想像不出还有比看这种仪式更好的开端。在梅丽的生活中从不用闹钟——多恩就是她的闹钟。六点以前，多恩已经到牛棚去了，一到六点半她就停止喂牛，回屋来钻进梅丽的房间，她坐在床边便开始天亮后的安抚仪式。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多恩只是抚摸梅丽熟睡时的头，那是一幕要持续整整两分钟的哑剧。然后，几乎是唱出那些字，多恩轻声地问，“还活着?”梅丽回答时不用睁开眼睛，而是动一下小手指。“再表示一下，好吗?”游戏就这么进行——梅丽玩下去，皱皱鼻子，舔舔嘴唇，轻轻叹息——直到她终于下床来准备走为止。这是一种带有失落感的游戏，对梅丽而言，是一种被完全保护的情景；在多恩看来，这是在保护似乎完全可以保护的东西。唤醒婴儿：游戏持续到婴儿快满十二岁，这是多恩不能不纵容的一种儿童仪式，她们两人似乎谁也不急于放弃。

他是多么地高兴看到她们做这些母亲和女儿们都做的事啊。在父亲的眼里，她们一个是另一个的放大版，身着泳装一起从海浪里钻出来，相互追逐着去取毛巾——妻子有些过了她的黄金时期，女儿渐渐接近她的豆蔻年华。一种对生命周期特性的勾画让他后来觉得似乎对整个女性有了充分的理解。梅丽带着日益增长的对成年女性遭遇的诱惑的好奇，把多恩的珠宝戴在自己身上，而多恩还在一旁帮她打扮。梅丽向多恩倾诉她对人们的排挤的恐惧——其他女孩不理睬她，朋友合伙欺负她。在他被撇在一边的那种僻静的场合（女儿依靠母亲，多恩和梅丽在情感上是一个里面藏有另一个，如同那些俄罗斯玩偶一样），梅丽与以前大不一样，不只是一件他妻子的复制品，或他的复制品，还是一个独立的小东西——某种相似于他们的版本，但另有特色和新颖之处——在感情上这对他有最大的吸引力。

多恩所恨的不是这房子——他清楚，她恨的是，占有房子的动机（那是为了铺床、摆餐桌、清洗窗帘、准备假日、将她的精力分成若干等份、安排每天要干的活）早已随哈姆林商店一同被摧毁；她恨，因为那种曾经是他们生命基础的真真切切的每天的充实感和一帆风顺的规律性，现在只成了留在她心中的幻影，成了可笑的、触摸不到的、荒唐可笑的白日梦，这对旧里姆洛克除了她家以外的每个家庭来说还是真实的。他知道这些，不只是因为那无尽的回忆，而是在他书桌最上层抽屉里他随手可触的那张十年前的本地周报。在这张《顿威尔兰多夫信使报》上，第一版就刊登着有关多恩和她养牛的文章。她同意接受采访，只是要求记者别提1949年她曾经当上新泽西小姐的事。记者答应她的要求，那篇文章的标题为“深感幸运的旧里姆洛克妇女喜爱她所做的一切”，结尾有一段话虽然很简单，他每次重读时还是会为她感到自豪：“‘人们如果能去做自己想做的和擅长做的事情，他们就是幸运的，’利沃夫太太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