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洛克（第80/108页）

华纳德平静地说：“等你回来。现在从这儿滚出去！”

《纽约旗帜报》本市新闻编辑室的员工走上街头进行罢工。

华纳德集团工会全体出动。还有许多非会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印刷厂的员工还在上班。

华纳德从没考虑过工会的事。他比其他出版商发的工资都要高，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提过经济上的要求。如果他的员工们希望通过听听演讲这样的方式来消遣一下，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为此担心。多米尼克有一次试图提醒他：“盖尔，如果人们出于工资、工时，或者实际的需要而想要组织起来的话，那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可是既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目的，你还是盯紧点儿的好。”“亲爱的，我得求你多少回？离《纽约旗帜报》远点。”

他从没费心去了解过都有谁属于这个工会。现在他才发现成员人数并不多——然而却是决定性的，包括他所有的关键人物，不是那些大的部门主管，而是下一级，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活跃分子，那些小小的不可或缺的火花塞：那几个最出色的驻外记者，负责全面课题的作业人员，负责改写加工的编辑，助理编辑等等。他查阅了他们的记录：大多数是在过去八年中录用的；由埃斯沃斯·托黑推举而来。

非会员走出去罢工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有些人是因为不喜欢华纳德；另外一些人是因为害怕继续留下来上班，而且罢工似乎要比分析问题容易些。其中有一个人，一个腼腆的小伙子，在大厅里碰到了华纳德，便停下来尖声说道：“我们要回来的，甜心，那时就不是这个调子了！”有些人走了，以免看见华纳德。另外的人则采取稳妥的措施。“华纳德先生，我讨厌这么做，我讨厌得要命，我与那个工会毫无瓜葛，可是罢工终归是罢工嘛，而我又不能允许自己当工贼。”“坦白地说，华纳德先生，我并不知道谁对谁错，我的确觉得埃斯沃斯是在耍卑鄙的手段，而哈丁又没有权利让他逃脱处罚，可是在当今这个世道，人怎么能吃得准谁是谁非呀？而且我不想做的事就是充当纠察队队员。不，先生。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纠察对或错一样。”

罢工者们提出了两个要求：让那四个被解雇的人复职，改变《纽约旗帜报》关于科特兰德一案的立场。

主编哈丁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自己的立场，该文发表在《新前沿》上。“就政策而论，我的确忽视了华纳德先生的命令，这或许是一个主编所采取过的史无前例的行为。我完全意识到此中的责任。托黑先生、艾伦、福克和我都是看在它的员工、它的股东们，以及它的读者们的份儿上想去拯救《纽约旗帜报》。我们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让华纳德先生理智一些。我们希望一旦他看到《纽约旗帜报》采取了和全国大多数报社一样的立场，他会欣然作出让步。我们老板的独断专行、无法预料以及肆无忌惮我们是知道的，可是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愿意为了我们的职业责任牺牲自己。在我们承认一个老板对他报纸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诸方面问题享有统治权的同时，我们也相信，如果老板期望有自尊的人去支持一个普通罪犯的动机，那么情况已经超出了正义的界限。我们希望华纳德先生能够认识到，那个由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对我们谋生之地的管理上，我们应该拥有说话的权利。那是为了出版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哈丁先生六十岁，在长岛拥有一座庄园，业余时间平均分配在打飞碟和孵化野鸡上。他未生育的妻子是社会研究讲习班的理事会成员。是托黑，这个讲习班的演讲明星，介绍她到这里来的。这篇文章是她帮丈夫写的。

从编辑部解雇的两名员工并不是托黑工会的成员。艾伦的女儿是一位漂亮的年轻女演员，她在爱克写的所有剧本中担任女主角。福克的兄弟是兰斯洛特·克鲁格的秘书。

盖尔·华纳德坐在办公桌前，低头看着面前的一大堆报纸。他有许多事情要做，可是有一幅画面反复在他脑海里浮现，挥之不去。它带来的感觉萦绕在他所有的行动上——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站在编辑办公桌前的画面：“你会写‘猫（cat）’这个字吗？”——“你会写‘拟人形态（anthropomorphology）’这个词吗？”几种身份分裂了，又组合起来，对他来说，那个男孩此刻就在这儿，站在他的桌前等待着，有一次他还说出声来：“走开！”他发现自己充满怒气，他想，你要垮掉了，你这个傻瓜，现在不是时候。他没有再大声说话，可是当他阅读、检查和签署文件的时候，那场对话却依然无声地继续着：“走开！我们这儿没有工作。”“我再转转，你们想用我的时候说一声。我不要工钱，你们认为我还行，想留住我时再付给我工钱。”“他们会付你钱的，难道你不明白吗，你这个小傻瓜？他们会付你钱的。”声音很响亮——他的声音又正常了，他对着一个话筒说：“告诉曼宁，我们得把字模安上……尽快把校样送上来……送一份三明治上来，哪种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