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洛克（第81/108页）

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仍然跟随着他：那些老人和送稿生们。清早，他们走进大楼，脸上经常带着伤痕，衣领上带着血迹。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进来，他的颅骨裂开了，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那既非勇气也非忠诚，而是惯性。对他们来讲，丢了《纽约旗帜报》这份工作，就等于是世界末日。他们抱有这种想法的时间太久了。年老的员工不明白，而年轻的员工不在乎。

送稿生们被派出去报道新闻。他们送来的东西的质量逼得华纳德超越了绝望，高声狂笑起来：他从没读过如此卖弄的文章。他能看得出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的得意——他终于成了一名记者。当这些报道出现在《纽约旗帜报》上的时候，他却没有大笑；负责改写的人手不够。

他试图雇用一些新人。他愿意出极高的薪水。他想要的人拒绝为他工作。有几个人响应了他的召唤，虽然他宁愿他们不这么做，但还是聘用了他们。他们是十年来都没有被一家知名报社聘用过的人。换上一个月前，那种人连旗帜大楼的门都进不来。其中有一些两天之内就不得不被扫地出门，其他人则留了下来。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喝得醉醺醺的。有一些表现得好像是在对华纳德施予恩惠一样。其中一个说：“盖尔，老伙计，别这么怒气冲冲的。”——他整个人被轻轻地扔下了两段楼梯，一只脚踝骨折了。他坐在楼梯脚下，抬头看着华纳德，彻底惊呆了。其他人比较难于捉摸。他们只是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狡猾地看着华纳德，几乎是在冲着他挤眉弄眼，暗示说，他们是一笔卑鄙交易的同谋犯，系在了一根绳子上。

他向新闻学院求助。没有一个人来应聘。有一个学生团体寄来了一份由全体成员签名的决议书：“……抱着对专业的高度尊敬，以高举出版业的荣誉为终生的使命，我们认为我们中间谁也不能收起自尊，接受你提供给我们的聘书。”

新闻编辑还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本地新闻编辑走了。华纳德自己身兼数职：本地新闻编辑，主编，线路工，改稿员，送稿生。他寸步不离大楼。他睡在办公室里的一张长沙发上——如早年《纽约旗帜报》刚刚开办时的模样。他不穿外套，不打领带，衬衫的领子敞开着，楼上楼下地跑，他的步伐听起来像是机关枪的喀哒声。两个电梯工还在，其余的人都消失了，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原因，是由于对罢工的同情、畏惧，或者仅仅是灰心丧气。

爱尔瓦·斯卡瑞特对华纳德的镇定自若无法理解。那台卓越的机器——这个字眼在他心里一直代表了华纳德，斯卡瑞特心想——运作状态从没像现在这样良好过。他言语简明，下达指令迅速，作出决断及时。在一片狼藉中——机器、导线、润滑油、墨水、废纸、没有打扫的办公室、无人占用的办公桌，当被楼下街道抛上来的砖头砸烂的玻璃像阵雨般从头顶倾泻而下时，华纳德躲闪的动作就像一个双重曝光的身影，叠加在背景上，偏离了位置，不成比例。斯卡瑞特心想，他并不属于这里，因为他看上去并不现代——正是这一点——他看上去并不现代，无论他穿着什么样的裤子——他就像某种来自哥特式大教堂的东西。他贵族的头颅挺得很直，无肉的面颊紧紧地缩在一起。一艘轮船的船长，除了他本人，所有人都知道这艘船正在下沉。

爱尔瓦·斯卡瑞特还在。他还没有认识到事件的真实性；他茫然若失地拖着脚步四处走动；每天早晨开车来到大楼，看见纠察队时，他心里都有一种新鲜而不知所措的震惊。除了车窗玻璃上被扔了几个西红柿以外，他没受什么伤。他试图帮助华纳德，他试图去干自己和另外五个人的工作，可是他连一天的正常任务都无法完成。他在无声地崩溃，他的关节被问号拧得松动起来。无论人们在做什么事，他都要打断他们，不停地问：“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怎么突然之间就这样了？”他这样浪费着每个人的时间。

他看到一名穿白色制服的护士沿着走廊走过去——一楼建了个急救站。他看到她正将一个废纸篓搬到垃圾焚化炉去，里面全是一团团沾满血迹的纱布。他转过身去，他感到恶心。并不是因为他所看到的景象，而是因为他凭着直觉所领会到的一种隐含其中的更强烈的恐惧：这座文明的大楼——上了蜡的干净地板令其显得安全，严格保持的现代企业的整洁令其显得体面，这是一个人们处理像写字和签订合同这种严肃事情的地方，一个人们接受婴儿服装广告和闲聊高尔夫球的地方——在几天的工夫里，变成了一个人们搬着血糊糊的垃圾从走廊里经过的地方。为什么？——爱尔瓦·斯卡瑞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