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孟买剧场（第38/53页）

我们抵达所要前往的楼层，然后沿着午后艳阳照射下的阳台或走廊走到一间刚刚刷过漆、几乎空无一物的房间。阳光斜射进这房间，投下影子；房间里靠着相对的两面墙各有一张床，另外有两把折叠椅；挂在一面墙上的三只编织篮算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装饰，让这里有那么一点点家的感觉，或许也流露出一丝孟加拉的风情。在这些清爽的摆设——几乎像即兴使用的舞台道具——构成的场景里，有我此行要拜访的作家：穿着白色孟加拉服装的高瘦男子，四十多岁，容貌英俊，神情尖刻，看得出心中压抑着一股愤怒。我马上对他产生了同情。

片刻之后我才想到，这个如此简朴整洁的房间应是为了我们来访而特别清理过了。这是公寓里唯一的房间，两个人在其中作息。在挂着帘子的门的另一头，连着一块做饭的地方。

作家说：“我是在加尔各答上学的。我老是回想起那地方。在心理上，那是我的故乡，那是让我感到愉快的地方。在那里，我觉得随时都有新玩意儿，我也在那里立志成为电影编剧。电影编剧的日子不好过——这我可知道，而且我还先当了十一年的成本会计师。那段日子正是印度想要转变成一个大工业国的时候。国内许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我就在建筑业里做成本会计师。我的工作地点调来调去，到过全国各处，常常待在荒凉又空荡荡的地方。我变成了流浪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就那样抛开了我的工作。事情是在这里、在孟买发生的。我随公司来到孟买。当时是六十年代晚期，孟买正在大规模工业化。我在这里离职，然后参与了许多戏剧界的活动。我在建筑业的那段日子，闲时读了不少东西。在我们所到的一些地方，根本没有别的事可做。我到了孟买后，发现这里的朋友——先前在别的地方认识的——有许多是戏剧界里的人。

“到了七十年代，许多戏剧界人士变成了电影界的人。政府设立了电影投资公司，有的是钱让你用。因此，我许多朋友从那里拿到钱，加入阵容，拍了不少好片。可是这些好片后来并没有发行上映。它们在研讨会放映过，在影展里放映过，也有不少长篇大论探讨它们。可惜的是，由于没有在院线放映，一般观众从未看过这些电影。

“让我告诉你离开建筑公司之后我怎么过日子。我跟两个朋友住在一栋高楼的屋顶上，就在水塔下面那个地方。我们贿赂守卫，就那样住了一年。城里最好的观景点，还是免费的。那是一九六九年，我二十七岁。我们唯一喝得起的是乡下的烈酒。跟守卫的约定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我们带一瓶来，明天晚上他带一瓶来，如此轮流下去。结果是，我们在那屋顶上变成了酒鬼。没别的办法。守卫每个晚上都不放过我们——有约定在先。

“守卫来自尼泊尔，他跟我们说了当地一些可怕的事情。他告诉我们，他从故乡的村庄走了二十七天才抵达印度边界，一路上挨着饿。他来这里找工作。第一次拿到工资时，他到餐馆大吃了一顿，吃得闹痢疾。他喝醉后常说：‘每个人都该枪毙！’我们同意他的话。

“我们会编故事，想写电影剧本。后来我们一位朋友弄到一笔钱，拍了一部电影。剧本由我们三人合写，电影上映时，我的名字却没有列在制作人员中，这是我在艺术电影方面学到的第一课。我们相当意气用事，没有去跟导演大闹一场，反而告诉他，‘我们不会再跟你合作了’。他才不在乎呢。

“我再说说如何转向商业电影。

“那时候，旁遮普的村民大量集体外迁。他们之中有许多通过蛇头偷渡到英国，没几个持有效护照等证件。商业电影界一位非常出名的演员表示，他想拍一部关于这些印度移民的电影。那位演员非常出名。事实上，他正处于生涯的巅峰。

“当时我已经离开高楼屋顶和那个尼泊尔守卫，住到供餐的宿舍去了。我跟另一个人同住。我们在那段日子从来不曾独住一房。我的室友正好在替这位名演员工作，而这位演员正在物色一位有脑筋的年轻人。这里你又学到了别的东西：他们总是在物色有脑筋的年轻人。显然我对上了号。我够年轻，那位名人也认为我脑筋够好。

“那时候我唯一别的选择是重回建筑业。波斯湾地区当时正开始对外开放，原来雇用我的公司威胁着要把我派到那边去。实际上，我跟那家公司的合同还未到期，离职——为了脱身当个无拘无束的作家——时，我的义务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