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打破禁锢（第19/31页）

在这则到目前为止仿佛是古老传说的故事里出现一九四六年的真实世界令人觉得不安：一九四六年，英国人还在印度，还在班加罗尔的那个驻扎区，但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加尔各答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严重冲突暴动也即将发生。

我说：“那一年在我听来距离现在还相当近，毛姆⑯的《刀锋》——那本关于遁世者及追求自我实现的小说——才出版了一年左右。”

卡拉说：“那本书她很喜欢，她继续读了不少书。本不该有那场婚姻，”卡拉谨慎地用克制的口气说，“他们应该让她随性发展，要是那样，她会是个伟大得多的女人。”

“你母亲没跟她父亲说婚后她在学校很尴尬？”

“我想我母亲不会告诉她父亲这个。

“谈起接下来的这段我也觉得难受。她不能再上学读书了。婚后几年，她根本就是奴隶，为丈夫的大家庭做苦工。都是些体力活，洗衣刷锅之类的。她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行动自由。她不能按照自己的安排回娘家探望亲人。她没有权利决定如何过日子，事情总是由别人替她做主。”

“你父亲对这一切怎么看？”

“我父亲是个安静、随和、温文的人。他家的事都是由年纪大的女人决定的。”

“你外祖父很有地位，怎么会把女儿嫁到这种人家？”

“他们一家声望很好，他们是贵族家庭，别人把他们看作慈善人士。他们大概说一套做一套吧。那家的女人有许多参加了公益组织。她们所受的正规教育比她们允许我母亲接受的程度高得多。这些都是出于双重标准，出于麻木和一点残酷。”

残酷，没错，那是印度家庭生活的必然结局。家族提供了保护和归属，让人不会陷于空虚，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小国家，是个不让人好受的地方，其中充满政治，充满憎恨、分分合合和道德指控。我在大部分童年时期所见识的就是这种家庭生活：这让我很早就了解了世事之道，明白何为残酷。这让我——我猜想卡拉也是一样——渴望另一种生活，一种能够拥有自己的空间、孤独或不那么喧闹的生活。

不过，我不认为卡拉提到的双重标准是恰当的说法。印度教徒的家庭生活中充斥着种种仪式。就像人生的每个新阶段都需要举行仪式，每个人在有生之年的不同时期也必须扮演不同的角色。婆婆有责任管束幼小的媳妇，教导那些天真淘气的女孩担起生儿育女、料理家务的新职务，要她们养成顺从的新习惯，教她们对真实世界的苦与泪采取近乎逆来顺受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沿袭中，婆婆要把她们自己做媳妇时所经历的生活和所接受的观念转移到媳妇身上。对幼小的媳妇施以这样的训练被认为是婆婆的德行，至于手段的残酷，无论是多么刻意和多么恣意，都会被看作只是生命本身之残酷的一部分罢了。那家的妇女从事公益活动时，对象应该都是低了好几个阶层、境况悲惨了好几倍的人。她们会有从事公益活动的愿望，也应该是因为她们先被灌输了家庭妇德的观念。至于双重标准，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卡拉目前所处的世界的概念。

卡拉说：“我母亲对这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她只是一个媳妇，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或要出游，她总是最后被想到的人。车子里没有她的位置。她也还只是个小孩子，其他人都比她大得多。她有时还会挨打。”这话题让卡拉太痛苦。“她婆婆和丈夫都会打她。她一结婚，突然之间，别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要她变成大人。”

“你有没有跟你父亲那边的家人谈过这些？”

她没有。“等我知道这些事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老了许多，再去挑起口角也没有用了。那种日子持续了五年。”

“你外祖父是很有尊严和名誉的人，他没为女儿做点什么？”

“对印度教徒来说，父母是不应该过问女儿出嫁后的遭遇的。他们并非不知情，只是不该过问。换作今天，他们就会过问了。

“在那五年里，我母亲跟我父亲谈了不少。她向我父亲倾诉，最后他们决定不在那所宅子里住下去了。我父亲向尼尔吉里丘陵⑰的一座茶叶种植园求职。他得到那份工作，他们搬了过去。

“我在那里长大，直到进入寄宿学校。那是一座有殖民风情的优美城镇。我所看到的只是殖民时代的遗风，譬如基督教文化和派对。在那里，你要信什么宗教都没关系。那边看不到定居的英国人，倒是有不少英印混血儿。房屋建筑风格属于殖民时代——高天花板、木头地板、大花园、门廊、离开主屋有一段距离的仆役房舍等等。住在那里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