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势力终端（第9/16页）

“我也发现了私人交往方面的变化。我的印度教徒朋友开始说教起来。‘穆斯林到底要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他们开始认为穆斯林的信仰以及他们眼中的穆斯林陈规陋习应该进行改革。‘你们穆斯林还要这样持续多久？还要依赖你们的毛拉、你们的小群体多久？’可悲的是，他们说的大部分是事实。我虽然觉得不是滋味，却必须接受。”

奥德末代省督的主宫——勒克瑙的凯泽巴宫——在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期间几乎完全被英国人摧毁。一八六七年，当英国势力大致已经再度巩固、不受挑战时，英国人把凯泽巴宫尚存的部分赠与穆罕默达巴德郡的大公，作为他在城里的住所。

将近七十年之后，大公的一个后裔担任了穆斯林联盟的财务主管，同时鼓吹建立另一个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十年后诞生。但这时——仿佛他没有完全设想到巴基斯坦建国后的种种情况：勒克瑙位于印度境内，离巴基斯坦好几百英里——大公却发现自己变成了流浪者。一直到了一九五七年，他才回归他所鼓吹建立的国家。那年，他入籍巴基斯坦，其结果是，在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期间，大公在勒克瑙的所有财产，包括宫殿和土地，都被印度政府当作外敌财产没收。

现在，这些家族财产仍然是外国人（不再是外敌）的财产。他们向印度政府申诉过，大公的儿子阿米尔如今住在一百二十年前英国人赠予他祖先的凯泽巴宫里。

我先前在帕尔宾的客厅里见过阿米尔。他穿着印度式晚礼服，长外套和窄裤。他身材矮小，容貌优雅，体格结实，举止有王子模样。在英国读了寄宿中学和几年剑桥大学，他的言行举止带有英国味。但是，下一回我在他宫里的图书馆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当他说另一种语言——譬如乌尔都语，或是跟可能把他尊为王子或信仰护卫者的人——穆斯林，什叶派教徒——在一起时，他就变得很不一样。较近的历史让他有许多种作风和个性，也让他承受他祖先从未面对过的种种压力。

阿米尔目前参与北方邦的政治大概有三年之久，他是邦议会的国大党议员。他父亲曾经参与穆斯林联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组织是反对国大党的。不过在当前的印度，国大党却是对穆斯林最有利的政党。而且作为政治人物，阿米尔还使了一个花招，为了确立家系传承以及让地方上的什叶派和穆斯林社群有“身份焦点”，他自称是穆罕默达巴德的大公。

按理说，他父亲跟巴基斯坦的牵扯应该会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但阿米尔说，虽然穆罕默达巴德的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印度教徒，他们却从未对他或他的家族有过敌意。阿米尔以他父亲为荣。他父亲笃信宗教，还有几分神秘主义倾向。阿米尔说，他痛恨所属的阶级。

“我父亲从来不想当统治者，他没有做大公的意愿。他一点都不认为应该因为这种身份受益。他认为从地产中得到的收入是不正当的，因为那是不劳而获的东西。”

阿米尔父亲童年时就受他母亲影响得到了那种想法。她——阿米尔的祖母——出身于一个把学问看得比财富重要的贫穷穆斯林学者家族。

“我祖父是一位人品优秀的大公，但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结了两次婚，因此跟我父亲关系不好。我父亲无疑就是在那时形成了他对所属阶级的态度。这是我最早听父亲讲的话之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阿里的训诫：‘巨富之得，必先践踏他人权利。’还有：‘每一口美食的代价都是劳动者的饥饿。’”

我说，这种说法适用于贫穷或封建国家，但不适用于所有国家。

阿米尔说，“住在英国的人可能无法了解存在于印度的贫穷和悲惨。”

虽然阿米尔没有直接这样说，他父亲可能是出于宗教情怀而鼓吹建立另一个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的——不只是穆斯林的国度，也是宗教国家。阿米尔父亲很年轻时就开始穿土产手织衣物。他于一九三六年以二十一岁之龄加入穆斯林联盟时，放弃了自己及家人所喜爱的音乐——印度古典音乐、西方古典音乐和伊朗古典音乐。

阿米尔出生于一九四三年。两岁大时，他穿了耳洞。奴隶穿耳洞是穆斯林国家的习俗，阿米尔穿耳洞即表示他已被卖给伊玛目：家人把这个孩子奉献出来为什叶派信仰效劳。效劳很快就开始了。一九四七年印度与巴基斯坦独立时，时年四岁的阿米尔开始随着父母游荡。

“分裂之后，我父亲离开了印度。他很看重使命，但他不是政治人物。独立之前不久，我们正在俾路支省的圭达，它在后来的巴基斯坦境内。独立当天，我们越过国界到了伊朗。我们先到扎赫丹，从那边搭乘两辆车前往麦什德，再转往德黑兰。接着，我们搭飞机到伊拉克，随从则走陆路。那是在一九四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