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德罗·阿尔杉茹·奥茹欧巴的民事斗争以及人民如何占领了广场（第12/45页）

他描述了受害人：阿方索·德·贡赛桑，一个贫穷的工人，受到邻居的爱戴，不可能做出有害他人的事情。他只是到被告家里说两句话，就惨遭疯狂杀害，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坐在那里的恶魔。你们看看他的脸：没有一丝后悔。他要求最高刑罚。

泽·德·伊纳西亚没钱请律师。在监狱里，他做牛角梳、批灰刀，赚的钱刚够买烟。卡苏拉在已经过世的佩斯塔纳少校的侄女家里工作。她就出生在少校的庄园里，对她来说，少校就是伟大与善良的象征。“少校活着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泽·德·伊纳西亚也遇到了好事，因为卡苏拉并没有抛弃他。一到周日，她便到监狱里看他，给他加油鼓劲带去希望：“倘若上帝保佑，等到开审你就自由了。”请律师的钱怎么办？“法官说会给你派一个，你就放心好了。”

指派律师阿尔贝尔托·阿尔维斯博士在法庭上咬着指甲：他连案卷都没读，还不得不听任自己的老婆，那个狡诈的奥黛德跟无耻之徒菲力克斯·波尔达鲁卿卿我我。这时候他们估计开始亲吻了，而他却什么都不能做，不能避免给自己戴绿帽子。因为他被困在这里，必须为被告席上的罪犯辩护。只要看一眼他的脸，看看他颅骨的构造，就会完全赞同公诉人的观点：如果这样的怪兽获得自由，肯定会危害社会。那奥黛德呢？这有什么好怀疑的，肯定不是第一次，她之前跟那个迪尔顿有过一腿。奥黛德的海誓山盟还没有低头认罪囚犯的清白可信：他们天生就会再犯，无论她还是他。该死的生活！

辩护空洞无物，无法与指控抗衡。阿尔维斯博士什么也没有否认，什么也没有反对，只是请求陪审团在量刑上能够宽宏大量。他更像公诉人的助手，法官罗巴托教授在宣布判决时心想。三十年徒刑，因为陪审团成员要求最高刑罚。

“辩护律师难道不准备上诉吗？”面对犯罪学家的冷漠，法官气愤地问，“我想你应该上诉。”

“上诉？当然。”要不是罗巴托法官的训斥，阿尔贝尔托·阿尔维斯根本没想到上诉。“我上诉至高级法院。”

泽·德·伊纳西亚迎来了第二次审判，因为缺少指派律师，已经推迟三次了。在辩护席上，坐着达米昂·德·索萨。

同第一场审判中的阿尔贝尔托·阿尔维斯博士一样，这次的公诉人也在法庭上想着女人，但不是绿帽子的羞辱，而是爱情的幸福。他终于征服了马莉莉娅，看到了一片晴朗的天空。他没有在泽·德·伊纳西亚的肤色中看出犯罪的宿命，也没有用龙勃罗梭的方法去衡量杀人犯的颅骨。他带着飘远的思绪完成了任务，心想着美丽的马莉莉娅：她一丝不挂地坐在床上，淫荡得可爱。

法官对辩护律师的指派非常担心，那都是一时冲动的结果。看到控告檄文这么弱，法官舒了口气，肯定能将刑期缩短十八年或者十二年，如果年轻的达米昂表现特别差的话，也能缩短六年。

但是达米昂·德·索萨在法庭上的处女秀却成了当时反响最大的事件，司法部门对此评论了很长时间，第二天就上了报纸新闻。从此以后，报纸新闻成了达米昂一生的常态。

曼努埃尔·德·普拉赛德斯从法院门口经过，看到当时的盛况，问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知道里面有个新律师初次登场，尽管还很年轻，却是法庭上的伟人！曼努埃尔·德·普拉赛德斯进去一看，达米昂正好达到巅峰时刻。最后，这个大块头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高声喝彩，被赶出了法庭。

不仅如此，法官也不止一次地被迫敲响法槌，要求肃静，威胁将旁听者赶出法庭，不过他是笑着做这些事的。已经很久没有一场审判能吸引这么多人，能如此调动人们的情绪了。

达米昂的辩护是一部史诗，包含了爱情小说、希腊悲剧、廉价的通俗读物与《圣经》，并且恰到好处地引用了“尊敬的法官、著名的法学大师桑托斯·克鲁斯博士”的裁决评论。他总结说，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善良的泽·德·伊纳西亚之所以卷进这场犯罪，完全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家庭与荣誉，而这两样东西都面临着恶徒“粗口”阿方索的威胁。被告席上的人是命运的受害者：作为一位钟情的丈夫，他工作勤勉，在烈日下提着流动商贩的箱子，靠他脸上的汗水——不只是脸上的汗水，陪审团的先生们，而是全身的汗水，因为土耳其[10]人的箱子重达千斤！——供养挚爱的妻子。有一天，这位慷慨正直的公民敞开友谊信任的大门，接纳了一条阴险的毒蛇：“粗口”阿方索——名字就说明了一切，诸位陪审员，粗口，黑心！他凶残而又卑鄙，是个老酒鬼，他暴力、下流，想要从泽·德·伊纳西亚手里夺走他的爱妻，侮辱他的门庭。先生们，试想一下这出希腊悲剧！他劳累了一天——尽管那天是周日，他不用工作——从街上回来，看到可怜的卡苏拉正在跟这个无耻之徒搏斗。他手里拿着餐刀，想强行将她占有，因为这个圣洁的女人拒绝了他卑劣的要求。泽·德·伊纳西亚赶紧去救妻子。两人开始打斗，为了保卫家庭与自己的生命，泽·德·伊纳西亚——这位平和的工人——消灭了那条下流的毒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