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6/34页）

他大笑起来，是真正的笑，而不是怀有敌意的笑。

随后我们去喝咖啡，一边议论政治，或者不如说是议论美国。他的美国是冷漠无情的。他谈到好莱坞，谈到“赤色分子”作家，他们在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下只好承认自己是“赤色分子”，谈到有些作家承认自己反共，因而受到敬重。他还谈到有些人向调查委员会告发他们的朋友。（★Ⅸ）他以一种超然的颇觉好笑的愤懑叙说这一切。谈起有关他的雇主的一件事。那人把他叫进办公室，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当时索尔已经不是党员了，事实上，在那以前他已被开除出党，但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那位雇主深感惋惜失望，便说索尔必须辞职。索尔辞了职。几个星期后在一次聚会时，索尔又遇见那位雇主。那人流着泪责备自己：“你是我的朋友，索尔，我愿把你当做我的朋友。”这种说话的口气我已听到十多次了，索尔、纳尔逊和其他人讲起所发生的事来，都是这样。在索尔诉说这一切时，我感到内心很不平静，感到内心升腾起对索尔的雇主，对那些供认误信共产主义以求开脱的“赤色分子”作家，对那些告密者的极度愤慨和蔑视。我对索尔说：“你说得很好。但我们所说的一切，我们的见解，都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人们应当有足够的勇气维护自己独立的思想。”他抬起头来，神情热切而好奇。通常在他说话时，他话语轻率，目光迷茫，他是在对自己说话。只有在他整个个性与那双冷漠的灰色眼睛完全不相协调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多么习惯了他的谈话风格——他只管对自己说着，几乎没意识到我的存在。他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意识到我还是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思考得这么清楚，有他在场使我思维清晰，因为我们的经历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尽管我们作为人是如此的不同。我说：“喏，以我们为例吧，我们两人，没有一个不曾干过这样的事：公开场合和私下里说的话不一样，对朋友和对仇人说的话不一样。我们俩没有一个不曾向压力屈服，害怕被认为是叛徒。我记得自己起码想过十多次，为什么我吓得只好那样说，甚至那样想，是因为我害怕被当做党的叛徒。”他盯住我看，目光锐利，又有几分嘲讽。我熟悉这样的嘲讽的目光，那是“革命的嘲讽”，我们人人都曾以这样的目光去盯视过别人，因而我没有对此提出异议，而是接着说：“因此，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这时代，恰恰是那些按常理应当无畏、坦率、忠诚的人物，结果却成了谄媚撒谎、狠毒阴险的家伙，那原因不是害怕酷刑和坐牢，便是害怕被视为叛徒。”他脱口而出，厉声呵责起来：“中产阶级的论调，你的说法就是。哈，你的出身在这关键时刻就暴露出来了，是吧？”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因为他此前对我说的话，所用的口气，丝毫没有让我对这句话有什么思想准备：这句话是从军械库里取来的武器，充满嘲弄和讥讽，令我非常吃惊。我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仍以那样的口吻说：“这是很久以来我所听到的最奇特的扣赤色分子帽子的政治迫害。”“但我想，你对你那些党员老朋友所作的批评，难道就是客观公正的评论吗？”他皱起眉头，没有回答。我说：“看看美国的情况，我们便知道，整个知识界会因为受胁迫而采取反共的态度。”突然间他说了一句：“这就是为什么我热爱英国，这种情况在这儿不可能发生。”又是一阵不协调的震惊的感觉。因为他这话有些感情用事，是自由党仓库中的货色，正如他有些话是赤色分子仓库中的货色一样。我说：“冷战期间，当围捕共产党的呼声甚嚣尘上的时候，这儿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是的，我知道人们都已淡忘了往事，现在人人对麦卡锡主义感到震惊，但这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却对此轻描淡写，说什么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这种行径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与他们对等的人物——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我们的自由党人大多在公开或私下地支持反美调查委员会。一位著名编辑会给下流小报写上歇斯底里的信件，说是只要他知道他的老朋友X和Y是间谍的话，他早就去军情五处告发他们了。没有人对他表示反感。整个文学界及一切文学组织都卷入了最原始的反共活动——当然他们所说的话，或相当多的内容，是基本属实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只不过在重复那些下流小报每天连篇累牍刊登的东西，他们并不求真正的理解，只是竭力叫嚷，就像一群狂吠的狗。因此，我知道得很清楚，只要压力加大那么一点儿，我们的军情五处里便会挤满前来告发的知识分子，而同时，我们这些赤色分子，就得指黑为白，言不由衷地说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