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7/34页）

“是么？”

“是的，过去三十年中，在民主国家里——更不用说集权国家了——从我们见到的情况看来，社会上真正敢于顶住潮流，真正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为真理而斗争的人是如此之少，以致……”

他突然说了声：“请原谅。”便显得僵硬又茫然地走了出去。

我坐在厨房里，仔细回想自己刚才说过的话。我和一切我所熟悉的人，他们有的是些很优秀的人物，都已经习惯于和共产党保持一致，而对自己和别人言不由衷。而那些“自由党”或“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转眼之间也会，而且已经参与这样那样的政治迫害。几乎没有人真正关心什么自由、独立、真理，几乎没有。几乎没有人具备这种真正的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勇气。人民倘若不具备这种勇气，一个自由的社会就会灭亡或不可能诞生。

我坐在那儿，感到沮丧而消沉。因为在我们这些在西方民主国家中长大的人的心中，有份根深蒂固的信仰，即自由会日渐壮大，能顶住各种压力；这份信仰似乎能无视任何不利于它的证据而继续存在。但或许这份信仰本身便是一种危险。我坐在那儿，眼前浮现出一幅幻觉——一个不断强固，日渐冷酷，有着各种国家、制度、经济财团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稍稍谈论一下自由或个人良知，都显得越来越荒唐可笑了。我知道这种幻觉早已有人写过，人们也早就读到过这样的作品，但此刻我所感受到的不是什么文学或思想，而是像我的血肉神经一样的真实的东西。

索尔换了衣服下楼来了。他现在成了我所谓的“他自己”，以一种怪异的幽默口吻短短地说了一句：“很抱歉刚才我走开了，你刚才说的话我承受不了。”

我说：“这些日子里我所想的一切都那么阴沉压抑。或许我也承受不了。”

他走上前来，用双臂抱住了我。他说：“我们在互相安慰。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仍用双臂搂住我，然后说，“我们得记住，有着我们这样经历的人必将消沉而毫无希望。”

“或许可以说，恰恰是有着我们这样经历的人才最有可能了解真相，因为我们清楚我们曾干过些什么。”

我请他吃了午饭，并谈起了他的童年。传统的悲惨的童年，破碎的家庭，等等。午饭后他上楼去，说是想工作，但很快便下来了。他倚在门框上说：“我一向能不停地工作几个小时，现在却每个小时都得休息。”

我又感到了那种不和谐。此刻，把这事琢磨一番，情况是相当清楚的，但我又感到困惑了。因为他说话的样子像是工作了一小时，而其实不过才五分钟。他站在那儿，显得百无聊赖，却又焦躁不安。随后他说：“我在美国有个朋友，在他小的时候父母便离异了。你认为这会对他造成影响吗？”

我一时无法回答，因为所谓“朋友”，明明白白便是他自己。而他不到十分钟之前刚说起过他的父母。

我说：“是的，我肯定你父母的离异对你有所影响。”

他显得很吃惊，满脸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

（★Ⅹ）我说：“你的记性真糟透了，几分钟前你刚对我说起过你的父母。”

他站在那儿，一副警觉、戒备而沉思的神情。他心中犯疑而脸上透着机敏。随即他语无伦次地说：“噢，我在想我的朋友，没别的什么……”说着他便转身上楼了。

我坐着，脑中一团混沌，想理出个头绪来。他真的忘了刚才对我说起过的话。我想起在过去的几天里，这种情况已有六七次了——他对我说起某件事，过几分钟后又提到它，就像是第一次提起似的。比如昨天吧，他说：“你还记得吗，当我第一次来这儿……”说得好像他已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似的。另一次他刚说起：“那次我们去印第安饭店……”其实当时我们刚刚去那儿吃过午餐。

我走进大房间，关上了门。我们对此已有默契，只要我的门关上，就是不想受到打扰。有时我的门关着，却听到他在楼上房间来回走动，或下来走到楼梯的中途，这就像有股压力在敦促我开门，而我就顺从了。但今天我却关紧了门，自顾自坐在床上，想要思忖一番。我微微出汗，双手发冷，呼吸也不怎么顺畅。我因焦虑而全身收紧，却一遍遍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的焦虑，这不是我的——但无济于事。（★Ⅺ）我仰卧在地板上，头下枕了一块垫子，并放松四肢，做起“游戏”。或是竭力想做，却不能奏效，因为我能听到索尔在楼上来回走动。他的每个举动都使我全身起着感应。我想我得离开这个地方，去拜访某个人。谁？我知道不能和摩莉谈论索尔，但还是给她挂了电话，她不经意地问：“索尔怎么样？”我说：“不错。”她说起她见到了简·邦德，简“对索尔还是一片痴心”。我已经好几天没想到简·邦德了，因此我很快说了些别的事，又在地板上躺下了。昨晚索尔曾经说：“我得稍许散散步，否则睡不好。”结果他外出了三个小时。去简·邦德的住处只要步行半个小时，坐公共汽车不过十分钟。对了，他出去之前曾给什么人挂过电话。看样子，他是从我的家里和简约定了去找她幽会。他去了，和她做爱后，又回来爬上我的床睡觉。不，我们昨夜没有做爱。因为，我是无意识地在保护自己免受知情的痛苦。（就是知情之后我也不在乎，但我心中那小生命却耿耿于怀，很妒嫉，很愠怒，并想狠狠报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