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第10/11页）

一分为二。

仿佛为了给这一东方最古老而又最现代的哲学制造根据，人格分裂成了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尤其在政治运动中。

考据家无从判断：何者为共相？何者为殊相？何者为面具？......

最后，连考据家也变得面目模糊了。

政治运动是一种不定期施行的惩罚制度。避免惩罚，在某种程度上也相当于奖励，可以鼓励各种机会主义的产生。

知识分子唯在行政惩罚及奖赏中感受政治的力量。

五四新文学的主流是“为人生”的。

鲁迅则主张不但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人生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内在关联。历来的文学只有瞒和骗，“为人生”则以自身的诚实与经过的真实，建立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其后，新式的“文以载道”论起来，于是不复为人生，乃为所谓的“政治”。现实中的主体消失了，人生以及感悟人生的内容消失了，文学只好退回到古典主义那里去，退回到阿谀取容，矫揉造作，拘谨保守那里去，退回到老化和僵死那里去。

蒲宁的目光极其锋锐，在1928年就注意到了大嗡大嚷的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他的诗作已经粗具雏形的古典主义，并且预告说：“在未来，无论马雅可夫斯基如何不愿意，他将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放肆地造反了。”

作家修改作品是经常的，但是受命修改是少见的，接受无形的命令而修改更是罕有的。

中国作家长期处于待命状态而拼命涂改自己。

有所谓“样板戏”者，它的出现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奇迹。

样板戏是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不特是荒诞的正剧而已。它是强行制作的。进入“新时期”以后，传播加剧，可谓越数十年而不衰。除巴金老人神经衰弱，惊为恶梦者外，举国上下，不以为意。

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是如何丧失的?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无特操”。然而，当他无情地抨击变节者之余，却又说，中国论人未免过于苛酷。他是把问题归究于个人呢?抑或环境呢?还是由两者纠缠而成的死结?

中国作家协会"四大“代表”为“创作自由”口号鼓掌，热烈达数分钟。殊不知“创作自由”同“思想自由”一样，都是假问题，其实质是“出版自由”。

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时，尚在17世纪。西欧知识分子经过多么漫长的斗争，包括制宪斗争，才廓清中世纪的禁锢，使言论和出版自由成为可能。

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在五四一代的口号中，独缺争取“出版自由”一项。当时，无论“叛徒”和“吊客”， 都可以大声呼号而无须避忌。他们的斗争是意识形态的斗争，文化的斗争，而非政治的斗争。况且，当时的政府已无力顾及。结果，他们把“出版自由”的难题留给了来者。

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政府，也是第一个建立新闻审查制度的反现代政府。

中国出版界为打击各种不良现象，至九十年代，全国统一管理书号，限额配给出版社。

记者评云:乱子从兹少矣！

中国作家协会诸分会为作家评定级别，以相应规定住房及薪饷多少。其实，这正好继承了老传统，无须乎大惊小怪。春秋时养士就是分等级的。在孟尝君那里，有士冯驩，级别不高，故有“食无鱼，出无车”的弹铗之举。因为出格，史书遂有记载焉。

奥威尔说，想像力是不能围起来驯养的，就像有些野兽一样。大约这是针对文学而言的。其实，世界上有哪些野兽是不可驯服的呢?

就像鲁迅所举的狮虎鹰晕，当是最“伟美”的罢，也仍然可以“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根本的问题唯在有没有被驯养。只要野兽有过被豢养的经验，本性肯定会有所改变。

驯养便有驯良的文学，在野便有野性的文学。

洛扎诺夫：“正如希腊毁于哲人，罗马毁于寄生虫。”

个人崇拜，在五四时代近乎绝迹。唯有到了统一的时代，集权的时代，才得以复生。由于个人崇拜源于信仰—青感方面，所以文人集团特别适宜发挥其专业特长；即使不是始作俑者，也是推波助澜一流。

1976年9月，毛泽东辞世。创造社元老，著名诗人郭沫若应约写了两首诗，授与《诗刊》。原诗起句云：“伟大领袖比爷亲。”其时，“史无前例”的现代造神运动已近尾声。雅人作俚语，此可记也。

1997年3月. 《天涯》杂志载作家梁晓声答问:

曾有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人中，哪些人的心里负荷最大?”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当然就是政治局的成员们。中国这个斯芬克斯给他们出的难题太多了。”中国知识分子愤于分配不公，以一贯从事“简单劳动”之引车卖浆者流为参照，见有所改善，即呼为“倒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