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28/71页）

为避免我们沉迷于斯蒂格里茨自己对于这些肖像中什么是极为重要的想法，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海豹”极端脆弱的地位也是其不明确的见解之一。斯蒂格里茨不但开始拍摄诺曼的系列照片（当他们相遇时她只有二十二岁），他还给她买了照相机并鼓励她自己拍照——其中有许多照片是她所爱和尊敬的那个男人。从1935年的序列来看，诺曼密切关注他扶住眼镜的长满老年斑的手。在其他作品中，我们看到他倚靠在枕头上或蜷曲在沙发上，仿佛在耗尽精力后要尽力保持清醒。

在他们漫长而曲折的多年生活后，欧姬芙在40年代早期写道，她开始将“阿尔弗雷德看作一个我很喜欢的老人”。尽管她对他很崇敬，诺曼的相机同样也只能看到：一个衰老、疲惫不堪的老人。如果我们对摄影师或其拍摄对象一无所知，我们会假定这是一位由孙女拍摄的老人照片。事实上诺曼尽管对他如此深情和包容，但也并没有使她无视其缺点。

在斯蒂格里茨看来，权力欲望高度膨胀且不健全。高度膨胀是由于他已然胜过别人，发展得不健全是因为他无力企及尼采最终的自我克服计划。虔诚的诺曼和很难动情的欧姬芙都对此很警戒，后者“因为一些看起来清楚、明快和美妙的东西，就得忍受许多对我来说相互矛盾的废话”。斯蒂格里茨死后一个月，诺曼写信给史泰钦，尽管斯蒂格里茨的哲学擅于令他人质疑自身，但“他的哲学是基于回避质疑自己”。

对他人来说，逃避或避开他是毫无异议的。作为一个哲学家、美术馆馆长、经理人和辩论家，斯蒂格里茨在美国确立了摄影的艺术地位。鉴于他自身伟大的成就，爱德华·韦斯顿简洁地说道，他是“艺术上的拿破仑”。当韦斯顿在1922年给他看自己的相片时，这个“超级自我主义者”“说话带着空想家的理想主义”。斯蒂格里茨影响的强度、力度和范围意味着人们要获得解脱，就不得不彻底拒绝他。对于埃文斯来说，这很简单：这一“令人惊叹的唯美主义者”的“沉重的教条和规矩”在实践上迫使人“受启发反对”他。对他人来说，这样的反对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弑君，或甚至是弑神的结果。

在1922年的纽约见到斯蒂格里茨后，韦斯顿重返西部。然后在1923年，他和蒂娜·曼多蒂旅行去了墨西哥城。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后不久，韦斯顿梦见有人告诉他“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死了”。韦斯顿立刻意识到这一梦境的“重要性”与“象征意义”。多年来，斯蒂格里茨已成为韦斯顿献身其中的“摄影理想的象征”。他立即认识到这个梦指向“我的摄影观点的彻底变化”。

1927年5月，一个朋友写信给已回到加州格兰岱尔市的韦斯顿，指出斯蒂格里茨感到他的“照片缺乏生气与激情的火焰，多多少少是死去的事情而不是当今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来自报道的话语立刻让韦斯顿回想起曾在墨西哥所做的梦，有力地说明他和“太多的其他人”已将斯蒂格里茨架上了偶像的“基座”。韦斯顿写道：“人们不愿承认英雄的倒下。”但到了1932年，他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他愿意给予斯蒂格里茨“在我生命中的某一重要联结时刻的应得的赞美，我明白自己要什么，也得到了。但那一时刻早已远去”。不过，斯蒂格里茨当然不高兴其影响力就这样被归入历史的垃圾箱，他在1928年发表于《创意艺术》的一篇文章中抱怨韦斯顿只引用画家和作家对他生活产生的力量，但“避免提到摄影师”（斯蒂格里茨主要指他自己的影响）。不用说，韦斯顿对此指责感到愤怒，但又不予理会，将之看作是这位老人习惯性的“烦人的牢骚”。部分的确如此。但在其他方面，斯蒂格里茨对这篇文章的回应是富有见地的。在1928年9月给斯特兰德的信中，斯蒂格里茨表达了他对韦斯顿的忧虑：“他是个好小伙，但有很强的美国式伪君子倾向……他只有忘记要当艺术家——可能他会接近这一目标。”(27)

随着所有这些带有敬意的诋毁和痛苦的仰慕，可以愉快地注意到，斯蒂格里茨给韦斯顿的最后一封信——那封哀叹缺乏“真正的洞察力”的信——是热诚而大方的。在告诉韦斯顿自己不善于冷嘲热讽、嫉妒或艳羡后，他祝福韦斯顿即将到来的婚礼。那是在1938年，是在斯蒂格里茨拍出他最后的摄影作品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