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丽贝卡(第65/71页)
人类总是热衷于知道和评论他人行为。所以对于各种年龄和国籍的人来说,总会留出一些地方让公众相会并能满足其共同的好奇心。在这其中,理发店有天然的优势。
对于摄影师来说,这是其魅力的来源——这就是为什么格德林在印度拍摄时,要从《汤姆·琼斯》(Tom Jones)中抄录上述段落。(55)
在空缺的同时,椅子在等待。尽管又旧又破,这些椅子几乎没有记忆。其注意力完全在于谁是下一个坐它的人。那顶礼帽,随意地倚靠在架子上,正处于照片中心——更是增加了等候的迫切性。其他各物分处其位,帽子可能只是临时被埃文斯本人放在这里(不论是否真是他的)。该帽像是某人——理发师、顾客或至少是离开的人——要回来的保证。然而照片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埃文斯一般不会惊扰某地的空虚。甚至在他拍摄时,它也是空闲的。我们会回到此论点。既然这样,我们怎能不回来呢?
弗兰克回到那儿——不是回到同一个商店,而是在1955年至1956年的古根海姆基金赞助的旅途中,来到南卡罗来纳州的麦塞兰维尔的一个无人理发店。他透过纱门拍摄,经树滤过的光线和穿过街道的房屋部分倒影让照片模糊不清。我可能是错的,但椅子本身看起来像是被摄影师自己的脸的模糊映象所包裹(你可以看到他绕在手腕上的相机带)。室内与室外融为一体;模糊不清使它好似一张记忆中理发店的照片,而不是确有此处。对弗兰克来说就是这样,这不仅是简单地在拍摄理发店,而是找出埃文斯照片的弗兰克版本。当理发师为你理完发后,他会在你脑袋后拿面镜子照着,在双重反射下,可以看到发型的背面。如果你设想,弗兰克手持他的相当主观、相当失真的镜子面对埃文斯的照片。他的照片是一种反映:可以说是埃文斯照片的镜像。(56)
就此而论,在黑人理发店的礼帽可能充当摄影领域的象征标识。礼帽,重复一下,显然和埃文斯在拍摄哈瓦那理发店时所戴的相似——但并不像国家提出领土要求那样提出埃文斯拥有理发店的摄影所有权(插一面旗帜宣称所有权)。不像埃文斯所爱好的——偷取的——摄影标识,它并没有宣告“禁止进入”或“不得擅入”;它更民主地以所有在埃文斯身后的摄影师名义主张理发店的所有权。从此刻起,理发店确定被加入摄影主题的保留节目单中。礼帽说,你不可能拍摄此景而不向埃文斯致敬。如果你愿意,它已成为摄影标签。
弗兰克明确地,如果不是意外的话,在他某张照片中承认了和埃文斯的关联。后者的照片不仅是理发店,也是一张空椅照。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的一家银行,弗兰克拍摄了五把配备齐全但无人就座的椅子,环绕一张空桌排列。照片像是合成的图像,显示一张椅子如何逐渐从房间后面——那儿有个在打电话的雇员——进入视线,无可争议地处于一个显著的位置。从稍微转换成不同的方式来说,该照片揭示了空椅的传统,从过去到当下。但这不是照片容纳历史先例中所含有的创新意识的唯一方式。一张模糊不清的桌子的桌面占据了构图的下半部。在它和最后边的办公桌中间,和着一顶帽子。就像在埃文斯理发店照片中的帽子被既随意又刻意地放置在那里。我避免过多地运用“象征”一词。让我们就说是出乎意料的小细节——我甚至更不想用巴特的“刺点”一词——起码是对埃文斯的认可。弗兰克循着导师的方向触摸其帽。在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中,衡量人们命运与经历的可靠标准,成为摄影师自己项目的一种指标——好似我们首先从兰格的汽车瞥见这条路,然后从弗兰克这边瞥见它。
阿勃丝带来的扭曲影像,向只对男性开放的理发店施压。在她1963年拍摄的纽约城理发店的照片中,有两张椅子,一张坐人,一张空着。正如埃文斯、克莱因、弗兰克的照片,店铺在其中是无尽的影像制造源,墙上的镜子复制着实际在房间却无法被看到的理发师和顾客。墙上装饰着美女照片,然而镜子以那里的男性映象来进行反击。结果是女性照片和男性影像在墙上拼贴在一起。这张照片有些奇怪,几乎使人不安。此时你突然想到可能因为这张照片是女性所摄,反映了那些美女像蝴蝶般被钉在墙上,日复一日地被凝视。正如阿勃丝在天体营时所说:“就像走进一个幻境,不能确定都有谁。”
如果奥默罗德真的如我所说——他有意识并刻意地着手进行美国摄影传统的编目分类——那么不可避免地,他会拍摄一张美国理发店的照片。他倒是没有令人失望,但这张照片呈现出比该传统所能期待的更为奇怪的一面。就如弗兰克在麦塞兰维尔所偶然遇见的,奥默罗德所拍摄的萨尔理发店已停业关门了[C](如果橱窗的指示牌可信,就是说该照片应该摄于星期天或星期三或是在早上七点之前)。理发店不仅关了门,甚至连窗帘都拉上了:所能看到的只是红、白、蓝的理发店旋转彩柱,以及奇怪的鹿头标本。室内的椅子和镜子都不可见。我们可见的——如贝伦妮丝·阿博特(Berenice Abbott)拍摄的位于布利克街413号的奥古斯特·平潘克理发店照片——是一个由摄影师背后的店面玻璃反射的街对面高楼的映象。这是一张哀伤而奇怪的照片,好像这一特定的美国血统在奥默罗德调查中是无效的。理发店的窗帘拉起,成为意义被弃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