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第14/16页）
春来寒去复重重。掼下秃笔时，桃正红。却想哭，鼻涩泪不涌。
单是图利名？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
还有这年夏天写的一首 《青玉案·滋水》——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
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这两首词都是1992年夏天读写的，具体时间已经无记。前一首很直白，无需注释。后一首的滋水，是河流原来的名字，秦孝公为宣示霸气，将其改为霸河，后人给添加了三点水偏旁，成为灞河。这滋水这灞河涌出秦岭山中，受山地制约，朝西流出山来，南边有白鹿原，北边是骊山南麓，这条河便走在其中的小川道里往西流去，一条很标准的倒流河。一直流过千古离别送行的灞桥，水里溅落着依依不舍的泪珠，也翻卷着无以数计的诗词吟诵，在摆脱了山和原的挤夹进入开阔的渭河平原，便有一个大转弯，投入渭河。我截至到写成《白》的50岁，生活的范围都在这条倒流河的水边，我调离公社时刚刚完成了这条河的防洪大堤。我已记不得这首词写作的具体情景，不外乎这样几种可能，许是傍晚落日的晚霞里在河堤上散心，或在水中洗涮粘汗，一时兴起，有了写作的冲动；也许是朝霞初露时在原坡上欣赏日出的壮景，看到自东向西一路蜿蜒过来的披着霞光的河水，便有了某种想要抒发的欲望，然后回到小院的小书屋或老木房里，歌颂这条世界上离我最近的河流。我以往的小说包括尚未面世的《白》，其中的风景描写多有涉及这条河的文字，却几乎全是这篇或那篇小说人物在这条河边发生的人生故事。现在，我直接面对这条河了，这条我平生触摸的第一条河，也是平生都不曾离开的一条河，似乎此时突然意识到这条河从我心里淌过，我的血液时时都受到河水波浪的拍击，与河水溶合了。我填写成了这首《青玉案·滋水》，已经是物我相溶相寄了。虽自知文字直白，却也直抒胸臆；不为示人，只是一时兴起；也未必太多自赏，倒是留下刚刚写完《白》稿且得到难得的肯定和评说之后的真实情状。平生不敢吹牛，更不习惯炒作，读一首拙词，泄一下窝聚胸间多年的创造欲望之气，于心理乃至生理都是一种释放的需要，词的韵律和平仄都顾不及了。
我后来意识到这一年——1992年，是我人生历程中最自在的一年。前文已涉及过我曾两次舍弃工作调动和行政晋级的机遇，而且坚决到毫不犹豫，无非是受着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的生理制约，也是专注到文学创作的兴趣已经无法改易的心理制约，直到发展为一个具象的 “枕头”。这个“枕头”说来单纯到再不能单纯了，在我却时时感受到它的沉重的分量，从幼年的文学兴趣到中年的创作理想，已经凝聚为唯一的生命追求的实现了；这个“枕头”，能够让我以欣慰的心情枕着离开这个世界，不应是一个随意打制的东西。现在，有了高、洪、李的已经超过我期待的评说，我很快便从惊喜里沉静下来，以前所未有的轻松里的恬静心态，再看这道原和这条河的时候，完全是一种溶入的感觉，原上的一撮土一把草，河里的一掬水，此外似乎再没有什么更大的欲望了。我一个人住在原下祖居的屋院，早晨在小书屋里读苏轼读陆游也读李白杜甫；到午时热得受不住时便转移到上房旧屋，房顶掉瓦的小洞射进兰莹莹的阳光，还在咀嚼那些诗词里绝妙到令我不可思议的用词；晚上似乎更适宜我的心情，把竹椅挪到院子里，喝着茶，回味那些白天尚未记的诗句，月亮正悬浮在眼前的原顶上。我向来不说佛，也不问道，我的此刻的宁静自然不是从佛家道家修行达到的，而是作成了最想作的事之后获得的。
就在我游走在原坡和河川吟诵古典诗词的这段时月里，市内文学圈里纷纷议论着《白》，那时候没有电话等传话工具，我是丝毫也不得而知。直到有一天返城取干粮，一位我敬重的评论家托人捎话给我，急于要看《白》稿。《白》的那份复印稿我是交李星手的，他读过之后又交给一位朋友读，然后就传读下去。到我这时再问李星时，他也弄不清《白》稿在谁手里。几经追问，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建军家里。刘建军是我很敬重的评论家，出版过柳青的《创业史》的研究专著，也写过我的短篇小说《信任》的评论，能听到他对《白》的评说无疑是难得的。我找到刘老师家的时候，他让我看到生动的一幕，他的书房里摊开着《白》的书稿，卫生间里摊开着一部分书稿，卧室里也散放着几章。他说看似很乱的摆放着书稿，其实是家庭各位成员各读各的书稿部分。一家人都喜欢读，我的心里很受鼓舞，且不说刘老师的评说。我向他说了把书稿交给捎话要稿的人，又回乡下来了。还有一件记忆不忘的事，后来，我收到陕西师范大学当代文学评论家畅广元教授的一封信，谈了他读《白》的复印稿的印象。这位教授老师也是熟人，往时接触却不密切，他是《笔耕》文学评论组里的主笔之一，出语不俗而有分量，人刚到中年已经脱光了头发，颇给我某种威严的印象。《笔耕》文学评有分量，人刚到中年已经脱光了头发，颇给我某种威严的印象。《笔耕》文学评论组的几位主笔，对陕西新时期冒出的几位青年作家一直关注其创作发展动向，却不知是有意分工或是各有偏爱，又都有各自研究的作家对象，关注并指点我的创作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蒙万夫教授，写有专论。蒙老师不幸中年早逝，西安文理学院的王仲生教授又偏向于对我写作的关注。以往和畅老师接触不多，他的信里对《白》的概括性评说给我鼓舞，能入得他的法眼，给我再添一份踏实。我记着他在信的末尾谈到一条很具体的意见，即红卫兵挖开朱先生的墓时发现的那块砖头，他说写到辨出一面刻着“天作孽犹可违”，另一面刻着“人作孽不可活”的细节就恰到好处，含蓄不露，符合朱先生的个性。我在后边还写了一个细节，红卫兵生气地把这块砖摔到地上，裂开，里面还发现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畅老师说这个细节是多余一笔，不仅不合朱先生的个性，太过直白，也太过神奇了。我接受这个看法，却没有及时删节，隐隐着别一种用心，即让神秘而睿智的朱先生对身后几十年的民族灾难“文革”，痛斥一生，一时竟顾不及人物个性和直白的弊病了。直到5年后的1997年冬天，茅盾文学奖评奖负责人传达两条修改意见，都是朱先生的两句话，却没有这一句。我同意做可能的修改时，经认真斟酌，把这句狗尾续貂的话删去了，这是我的选择，源自畅老师5年前那封信的意见。后来又有朋友说这句话不当删，对“文革”这样的灾难，让朱先生痛斥一句是很解馋的……我却还是偏重于人物性格的合理和完整。好在修改和未修改的版本都在出版发行，读者按自己的兴趣选择，不碍。